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价值追求
《瞭望中国》：作为“混合所有制理论”的探索者之一，十多年前，您已发表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新课题》的论文，并一直对这一课题进行探讨。
在您的新著《包容性改革论》之《经济改革：寻求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一章中，专门分析了《包容性经济体制的基础：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摆脱“斯大林模式”》等问题。您能否结合目前人们存在的疑虑解读一下，今天再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什么新的诉求？
常修泽：如果说，十年前我主要是从微观产权结构视角来探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话，那么，十年后的今天，则从“包容性体制”这一更高的层面、更宏观的视野，来发掘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分析：混合所有制是公正的市场经济新体制的产权基础。经济改革从制度设计来说，应建立一个带有包容性的“公正的深度市场化体制”。其产权基础既不是单一国有制，也不是单一私有制，而是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第二，从社会体制改革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共生”体制的经济支撑。多元资本的相互融合、互利多赢，有利于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以建立“社会共生”的新体制。
第三，从政治体制改革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应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国家权力的运行、配置、约束和监督机制；第二，独立的司法体系；第三，反腐败机制；第四，社会治理机制；第五，混合所有制经济及其有效运转（这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经济基础）。
第四，从新阶段全面改革的部署分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寻求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突破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整个改革棋局的关键一步。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
《瞭望中国》：您认为，今天民营资本如何进入“铜墙铁壁”般的垄断性行业和特许经营领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是什么？
常修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应把握“产权开放”和“产业开放”两大系统。即：第一，推进产权开放，要注重“国、民、外、内(企业内部职工)，四线联动”，实现四种资本融合。第二，推进产业开放，重点是以攻坚“破垄”为主攻方向，促进民营资本以多种方式进入垄断性行业。
《瞭望中国》：请解释一下，推进产权开放，做到“国、民、外、内，四线联动”是怎么回事？
常修泽：简言之，四条线。第一条线，瞄准现有国有企业，吸引民、外、内资本与国有资本融合，深化国企产权改革。第二条线，立足于现有民营企业，让国、外、内资本与民营资本融合。第三条线，立足于现有外资企业，让国、民、内资本与外商资本融合。第四条线，立足于企业员工，实行员工持股。
《瞭望中国》：在您看来以上四条线的推进，重点是什么？
常修泽：我认为，前两条线是重点，而第一条线是重中之重。两条重点线实际是两种思路：一种是瞄准现有国有企业的“国企改革式”；一种是立足于现有民营企业的“民企发展式”。这两种思路并不是矛盾的和排斥的。我在新著《包容性改革论》一书就此提出一个基本观点——“产权体制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民企发展式”、“国企改革式”，都好，看谁的竞争力和适应力更强。
马克思说过：大自然具有“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借用马克思这个话语，我说，如果把“国企改革式”比作“玫瑰花”，把“民企发展式”比作“紫罗兰”，这两种鲜花不都是颇为芳香的吗？两种鲜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不是更“令人赏心悦目”吗？
当然，从国企改革角度，应关注第一种做法。如何把目前部分国企国有资本“一统”的这个格局打破？现在很需要把国有企业改造为产权多元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这样的国情条件下，做法应该是把“筐”里的国有资本的一部分换成民营资本。这种模式是对传统企业的一种创新。$nextpage$
《瞭望中国》：在您看来如何推进产业开放，民资入“垄”的途径是什么？
常修泽：“产业开放”在中国，重点是垄断行业改革问题。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要解决进入“路径”问题。
这里我提出以下“四条路径”：第一条，开放“管理服务外包”；第二条，开放“特许经营权”；第三条，开放“新建项目产权”；第四条，开放“垄断企业存量格局”，让民营资本“参股”或“控股”。
上述四条路径，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逐步地使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从国家未来的走势来看，不排除依然有国有独资的企业，也不排除有独资的私营企业，但是主流的企业应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中国企业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
防止混合所有制“异化”
《瞭望中国》：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3月9日曾强调，“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于是，不少人都在关注如何防止混合所有制的“异化”问题。您怎么看？
常修泽：其实，这个问题，在今年的两会开始之前，我在3月3日发表的《混合所有制：产权结构创新的主要着力点》的文章中，就再次提出在“产权结构创新”过程中，“会不会有人借混合所有制，侵吞国资，或借混合所有制，侵吞民资？”的问题，同时，表达了我的忧虑和建议：“考虑到目前社会腐败情况，对此我有些忧虑。建议采取措施，提前预防和遏制。”尤其要警惕党内腐败分子“假借改革以营私”，然后“倒打一耙”，把“异化”的帽子扣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制度设计上。
为此，我以为要严格把好四关：资产评估关、价格确定关、交易透明关、资金到位关。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混合”变成个别人“浑水摸鱼”的机会，不仅国有资本不能被侵吞，民营资本、外商资本、职工股本都不能被侵吞。对此，要规范运作、一视同仁。
所以，“我主张建立‘社会共生’体制”。
《瞭望中国》：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利益大调整的历史时期。您曾分析说，中国社会已开始分层（至少雏形已出现），甚至有逐步固化趋势（中低收入者难以向上流动）。分层与固化，已成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事件爆发的内在因素。在此情况下，如何避免社会严重分裂状态，寻求社会各阶层的共生之路？
常修泽：我在《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提出并阐述了一个概念：“社会共生”。我觉得，中国当前需要的不是虚幻的、高调的“社会美妙”理论，而是实在的、大家都有活路的“社会共生”理论。围绕“社会共生”这一核心理念，我阐述了三句话：“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
“社会共生”中的穷人与富人
《瞭望中国》：我们看到：许多媒体都转载了您的“社会共生”这一理论观点。可见，学界对您的观点是基本认同的。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
常修泽：三句话：“用社会兜底机制稳住穷人，用产权保护机制留住富人，用社会活力机制培育中产”。
第一，“用社会兜底机制稳住穷人”。习近平同志在欧洲学院的演讲中说的几个重要国情数据：中国城乡低保人口有7400多万人，残疾人8500多万，另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2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差不多相当于法国、德国、英国人口的总和。对此，没有兜底机制，行吗？当前先要编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安全网”。在“安全网”能兜住的情况下，再说“社会美妙”的东西。
第二，“用产权保护机制留住富人”。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有一句话讲的好，它突破了原来的界限，原来是“公有财产不可侵犯”，后面是“句号”，这次改为“逗号”，又加了一句“私有财产同样不可侵犯”，特别强调了“同样”两个字，“同样”两个字很有分量。
第三，“用社会活力机制培育中产”。这是“社会共生”的中心环节。参照有关社科研究机构分析，估计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只占总人口的25%-30%，逐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刻不容缓。
虽然关于“中产”的界定，无论学术界还是百姓的主观感受，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被公认为是最稳定的社会结构。因此尽可能地减少极端贫困人群和极端富裕人群，努力扩大中产阶层成为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现在，中国社会阶层分布近似“金字塔”结构，在奔向“橄榄形社会”的道路上，中国还要走很远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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