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山东招远发生了一起命案，2男4女共6名凶徒（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只因死者不肯将自己的电话告诉他们，就将其活活殴打致死。
此事震惊了国人，在谴责凶徒的残忍之余，人们也在反思，是什么使这帮穷凶极恶之徒丧失了起码的人伦和道德？虽然从警方目前披露的情况来看，凶徒的残忍与其信奉的全能教有关，但是，人们切莫因此陷入一个误区，以为信奉某种“邪教”者，都会做出伤天害理之事来。故不应把这帮凶徒的杀人行为仅仅归咎于他们信奉的全能教迷惑了其心智，就好像不能将旁观者的无动于衷仅仅归咎于看客心理一样，都太简单。
事实上，这6名凶徒去“邪教”全能神教中寻找心灵的慰藉，并由此而犯下命案，本身就极能说明问题。全能神教是一个产生于十几年前的邪教组织，虽屡遭政府打击，却打而不死，拥有众多信徒，并甘愿为其献身，为传播教义不惜反社会反人类。这个情况本身值得思考。
任何宗教——不论是正统还是所谓邪教，其基本功能都是为尘世之人提供心灵庇护之所，并在天国求得永生。简言之，宗教的功能是让人们得到心理上的安全感。人是这样一个物种，他（她）需要结合成“群”，在“群”中驱除孤独和怯弱，变得勇敢，拥有安全感，而能够给人类提供此种安全感的，是家庭、共同体、国家（政府）和宗教。它们虽然扮演不同的角色，但也有交叉和重叠，其中国家（政府）在这方面所起作用尤其重要，特别对一个宗教传统缺乏的国家而言。政府不仅提供基本的社会和法律秩序，包括合约和产权保护，也提供正义。这是政府最基本的功能。虽然政府不管心灵和信仰的事情，然而，一个能够保障法律秩序和社会正义，使人们不用担忧自己的权益受到各种非法和合法伤害的国家，人们的心灵和信仰、精神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安顿。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上各种打着宗教旗号的极端组织包括邪教组织的发展，跟随和信从者人数的壮大，说明目前国家提供的社会和法律秩序，公平正义还很不够。这当然不是讲政府不重视这方面的生产、建设和供给，可也要承认，社会的法律秩序、公平正义等目前还更多地停留在纸面上，实际落实得不是很好。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恐怕最重要的还是三中全会所说的国家能力建设问题。
就总的历史趋势和走向而言，国家或者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放松，对人们的自由、财产等各种权利的保护在加强，对法治和社会秩序的建设也在强化，公平正义成为政府的施政方针。应该说，在上述诸方面，情况都要比过去有所进步，在某些局部上甚至有相当大改善。然而，这并不表示在某个阶段某个方面会后退，甚至恶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历史并非是直线前进的，而是螺旋式上升，这表明在一些阶段一些局部出现倒退并不奇怪。
比如，近年国家加强了对海外公民的保护。随着国力的增加和各种保护手段的增多，国家对在世界各地从事旅游、商业贸易、学术交流等活动的中国公民，其权利和利益的保护比过去要做得好，让生活和工作在海外的中国公民感觉到了温暖，这有目共睹。但同时亦要看到，这种对海外公民的保护还是初级的，刚刚起步，无论从具体工作部门的保护意识，还是工作的主动性来看，都不够，要大力加强，此外，也存在对不同群体的保护差别，以及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等，当某个突发事件发生后，不能够灵活处置，往往要坐等上面甚至来自中央领导的指示，带有一定的滞后性。由于这些方面的差距，导致海外公民的利益受损，引发他们对国家的不满。这在最近应对越南的反华事件中有所体现。
对企业家财产的保护也能见出国家对公民权益是否有足够尊重和重视。企业家是促进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他们不但为社会创造财富，也通过这种财富的分配，为社会带来和谐，影响社会的发展。国家之责任，是通过促进合约的履行和产权的保护，来保护企业家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分配正义，使企业家创造的财富最大程度有益于整个社会，惠及每个公民。显然，没有对财产权的保护，是不可能有分配正义的。但近年来，政府对企业家产权的保护有些退步，一些地方出现了以冠冕堂皇的名目非法剥脱企业家合法财产的现象。这种情况只要发生多起，对企业家群体和新兴中产阶级的影响就非常不好。
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来说，国民只要照章纳税，国家就有保护公民财产和权利的信托责任，有保护国民安全之责。换言之，在国家和国民之间，实际达成了一个隐形和现实的契约，国民让渡部分权利给国家，并照章纳税，国家保护国民不受外来势力包括国家自身对公民人身自由和权利的各种侵害。若国民生活在一个国家，随时感受到恐惧，不论这种感受来自心理上、观念上还是实际存在的，无疑表明国家在保护公民安全上是存有不足的。
习近平在论述国家总体安全观时，提出人民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这实际是说，只有国民安，才有国家安。一个国家的安全，是由居住和生活于其中的一个个具体国民的安全感来衡量的，若国民无安全感，则国家必然不安全。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期，如何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和安全，同时又不大肆扩张政府的权力，是国家在打造总体安全时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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