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是由清华大学博士后洪理达(LetaHongFincher)写的一本书，通过大量的一手材料再现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性别问题。
“剩女”群体在中国，指的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她们都没有结婚。很多宣传中都用这个名字来给她们施压，令她们及早进入婚姻，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至少从2007年开始，报纸、杂志、网站以及全国妇女联合会，都开始积极推动“剩女”的宣传，把27岁以上还未结婚的女性都称为“剩女”。这些女性可能都有本科学历以及良好的工作，但在相当多的官方媒体眼中，没有丈夫和孩子，她们基本上就没有价值。妇联网站上一篇文章写道，“剩女真的值得同情吗？那些相貌平平或者不好看的女孩子……希望通过高等教育增加她们的竞争力。可悲的是，她们没意识到，女性随着年龄增加，价值越来越减少，所以当她们拿到硕士、博士学位的时候，她们已经老了，就像泛黄的珍珠。”
然而，尽管官方媒体对于“剩女问题”大肆鼓噪，但实际上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剩男”。因为中国传统中重男轻女的思想，以及性别选择性堕胎，导致男女比例不平衡。2012年，中国男女比例为117.7比100。《人民日报》一篇文章写道：“适婚年龄的未婚男性数量不断增加，这大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不安全风险。”在这种背景下，洪理达写道，单身、受过教育的女性“威胁到社会的道德结构……不结婚，不履行自己的责任结婚生孩子，且也不拴住男人。”中国的优生学家特别渴望看到受过教育的“高品质”女性结婚，这样就能生出“优秀基因”的下一代儿童。
社会对妇女结婚施压，往往会带来糟糕的经济后果。因为城市女性在她们20多岁的就已经被灌输了“下架”的思想，她们往往草草结婚，并且婚后不要求经济上的平等。中国城市里的人往往忙着买房子。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房价近年来一直飞涨，也导致了房地产财富大爆发。职业女性经常把她们的储蓄和工资用来买房。尽管有超过70%的女性会出资帮助家庭购买房屋，但只有30%会在产权上写上妻子的名字；而且官方并不会频繁提及女性在房贷上的贡献。
洪理达的研究暗示出，丈夫和姻亲关系，往往令妇女在婚内要求财产权的问题上感到纠结。结果就是，女性倾向于退缩，生怕吓跑未来的配偶。婚姻财产的唯一所有权不可避免地交到了丈夫手上，于是丈夫在关系中就有了更多的权威，并且削弱了女性在经济、家庭中的谈判地位。过去20年间，中国城市女性的就业率一直下降，从77.4%下降到60.8%。一名接受采访的女研究生就刻意不工作，以免“吓跑追求者”。
一些年轻女性的家长，在感情上和物质上，相比起儿子，都不怎么支持自己的女儿。一位父亲告诉自己的女儿说，30岁之后她就无法生孩子了。父母们经常帮自己的儿子买房子，而很多人宁可经济援助自己的侄子，也不愿帮助自己的女儿。中国父母普遍觉得，自己没有责任给女儿买房，那是女婿的责任。结果，在过去15年间，相当多的一批中国城市女性没有房屋产权。
最近的中国《婚姻法》也进一步削弱了女性的财产权。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出台，在法律上保障妇女结婚、离婚和财产权。然而到2011年，中国人民最高法院认定，婚姻房产属于“房产证上所写的人”。因大部分家庭的房产证上，写的都是男方的名字，如果一旦离婚，那么女人可能就无家可归，即便她出资共同购买房子。
不仅如此，中国法律对家庭暴力的制裁也寥寥无几。根据2013年联合国的一份调查显示，有50%的中国男人对他们的伴侣有过性虐待或者身体暴力，而72%的婚内强奸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
这本书在结尾呼吁抵制性别歧视：一些女权活动家和博客主致力于提高公众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的关注。也有一些报道宣扬中国女性应当享有平等的机会。剩女一词在中国不仅应当得到严肃地纠正，并且这种活动也为中国两性平权运动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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