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不少人产生所谓的焦虑感。穷人有穷人的焦虑，富人有富人的焦虑；老人有老人的焦虑，孩子有孩子的焦虑；群众有群众的焦虑，官员有官员的焦虑。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仇立平认为，依靠自身努力成为城市中产阶级一员的新移民更有不同的焦虑。
日前，仇立平撰文指出，刚富裕起来的城市中产阶层，产生的焦虑更多。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底层社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依靠个人努力，过上了比较体面的生活。他们的焦虑主要是两个：第一，能不能保住已经获得的社会地位,他们难免产生阶层下移的焦虑，即沦落为“下流阶层”。第二，下一代能不能像他们一样过上体面的生活，继续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
仇立平认为，人人都在承受工业化引发的“非预期性后果”，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建设，但已经过早地进入贝克等人所说的“风险社会”。中产阶层也有着深刻的风险社会焦虑。在中国，风险社会焦虑既来自工业社会的非预期性后果，又来自制度失控和道德失序。以生态危机为主要特征的风险社会与工业社会是一个悖论，即如贝克等人揭示的那样，风险社会的因素内存于工业社会的制度之中，只要有工业社会，就必然会有风险社会。
仇立平的结论是，风险社会的焦虑还在于中国的制度不完善甚至制度失控，监管不力，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大大下降。相对于生态风险，制度失控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个不遵守制度，不讲道德的民族不可能得到其他民族的尊敬，也不可能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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