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30日，第13届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如期召开。中国代表团第八次出现在这个亚太地区防务安全会议上。
从2002年的第一届对话开始，中国就收到邀请，那一年，中国军方代表是当时的解放军总参外事局局长。直到5年后，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章沁生的出现，才意味着中国军方高层正式参与香格里拉的讨论。
13年中，无论中国官方代表是否出现，中国话题似乎从未从香格里拉的对话中消失。这一点得到香格里拉对话的主办方——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亚洲执行主席提姆贺胥黎的证实，“不管美日提不提，中国都是香格里拉对话的中心。”他进一步解释，这是因为整个亚洲格局正越来越围绕中国来进行。
高层次的军方对话，不可避免会成为国际局势的投射。不过，中国军方的态度倒是越来越平和了。在第13届对话开幕前，中国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副局长杨宇军表示，“我理解，香格里拉对话的目的就是搭建各个国家军队和学者之间沟通的平台。”
简单的观察（2002－2005）
尽管香格里拉论坛的举办地区在亚洲国家新加坡，议题也与“亚洲安全”有关，但在21世纪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并没有报以太多关注。
“中国认为香格里拉是美、英主导的一个地区安全论坛。”IISS亚洲执行主席提姆贺胥里（TimHuxley）说。贺胥里从2002年就参与对话主办事务，他说，最初与会者多为美国的同盟国或协作伙伴国，很容易让人认为香格里拉对话就是美国与盟国的“内部”事儿。
虽然不掌握话语权，但中国从未拒绝过这个论坛。凤凰卫视评论员郑浩回忆，2005年前，国防大学战略教研室、外交部亚洲司的官员以及一些专家学者成为这个对话的常客。
最初的对话更像学术讨论会。直到2005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出席，才促成了香格里拉对话从学术峰会向官方防务对话的转变。当年，为了应对拉姆斯菲尔德这位“鹰派”，中国派出了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
2005年前后，国际上正流行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中国的军费是一个很容易被提起的证据。按照香格里拉对话议程，美国防长拉姆斯菲尔德的讲话，被安排在了会议第一天。拉姆斯菲尔德承认了中国在亚太地区迅速崛起，并对中国在没有受到军事威胁情况下增加军备表示不解。
拉姆斯菲尔德在会上称，根据美国国防部当年的统计，中国当年军费支出列全球第三、亚洲第一。也是在那场全体会议中，日本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敦促中国公开更多军事开支的资料。
美日的表态被认为是对中国的夹攻。对此，崔天凯强硬回应，美国的军费比中国更多，美日批评站不住脚。
拉姆斯菲尔德在言词上则选择了“让步”，在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希尔会面后，他解释，针对中国军费的报告只是“简单的观察”，他在会上只是在做“简单的陈述”。
除了常规的回应，香格里拉对话也给中国当面表明立场提供了舞台。崔天凯对于美日之前的联合声明中，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定为两国的联合目标表示了强烈不满。
公开不欢迎外国干预内政，这是中国官方在香格里拉对话上，第一次提出自己的主张。
学习军事外交（2006－2010）
拉姆斯菲尔德自己参加了3届香格里拉对话，他之后的美国防长也几乎从未缺席。
香格里拉峰会从美国和其盟友自娱自乐真正变成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国际防务论坛，缘于2007年中国军方的强力加入。
参加那届会议的人们记得，当大会主席约翰奇普曼（JohnChipman）介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章沁生时，曾特意拔高嗓门，而与会者则报以热烈的掌声。此后几年，中国均派副总参谋长级别率团参会，并逐渐在代表团中纳入陆海空三军的高级指挥员。这标志着中国军方开始真正介入这个西方语境下的防务对话，并且利用这一平台，展开军事外交。
2010年对话是在火爆氛围中开始的。那一年的对话，距离天安舰事件发生仅仅两个多月，韩国总统李明博的主旨演讲火药味十足。而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对中国棒喝——指责中国单方面中止和美国的所有军事关系，这种立场“不合情理”——更让气氛紧张。
中国决定停止与美军的军事交往，是因为2010年初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价值60亿美元的武器。为此，中国还强硬拒绝了盖茨在香格里拉会后访问北京的请求。$nextpage$
因此，在峰会全体会议上，盖茨的语调说不上和缓。他说，美中高层军事对话不应受“政治因素”影响而中断，因为正常的关系恰是靠交流和对话维持的，而非一有分歧就终止对话。
当时，中国一名军官在提问环节驳斥了盖茨的观点。他直接点出，是美国海军舰队在南海的活动和对台军售影响了两国的军事关系，这些行为都是美国单方面做出的，北京“没有责任”。
除了没能按计划去成北京，盖茨在2010年的香格里拉会议上，也没能和当时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直接交谈。
吵架归吵架，从2011年开始，中国参与到香格里拉对话的力度开始明显提升。
强烈的中国气场（2011－2014）
2011年的香格里拉峰会，中国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派出国防部长梁光烈参加，当时媒体形容为“带来一股强烈的中国气场”。
峰会开幕前公布的2010年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过日本。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其影响必然蔓延到了安全领域。出现在2011年的香格里拉的梁光烈，或许就标志着中国将会以更透明、自信、务实的姿态，站在国际战略与安全对话的舞台上。
2011年的香格里拉峰会对中国是相当友好的。基调依然是由美国来定的。在会议开始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就表示，美国今年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致力于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合作”。
这一届对话是盖茨卸任前参加的最后一届。在大会发言中，盖茨的一句话颇耐人寻味：“（中美关系正常化）30年后，我作为国防部长，优先致力于建立美国同中国的军事关系，这种关系在近几个月得到了稳定改善……我们很希望能和中国防长‘香格里拉对话’上再次相见。”
2012年，时任美国防长帕内塔在大会演讲中称，将在2020年前，将60%的战舰部署到太平洋。似乎是害怕引起中国误会，帕内塔在大会演讲中事先强调，对于美国对亚太地区的重视是为了挑战中国的说法，他本人“并不同意”。
盖茨在香格里拉对话中曾多次强调，美国明确地将参会国家分成“盟友”和包括中国、俄罗斯、缅甸在内的另一阵营。但在2012年的对话中，帕内塔一反常态地将中国称为“合作伙伴”。
“美国不想得罪中国，但也要提防中国。”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黄靖说。然而，2012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一结束，帕内塔立刻启程访问越南。同一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则去了菲律宾。
“政治上、军事上结盟，这是美军的传统。现在，美国搞联盟战略的做法越来越明显。”2012年香格里拉对话中方代表团团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任海泉中将这样认为。
任海泉的判断，在2013年和2014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中得到印证。在朝鲜危机升级、东海争议持续、南海摩擦不断的背景下，中国在香格里拉这个西方语境中的“孤独的大国”的角色被一再强化。
2013年，越南总理在会议上做主旨讲话，称亚太地区的海上安全以及自由航行受到了威胁，矛头直至中国。而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香格里拉对话中，日本安倍晋三和美国防长哈格尔也加入了这个合唱。
不过，对于如何应对这种复杂的局势，中国代表团似乎已经摸索出了一条路径。
在2013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上，戚建国的姿态就曾得到好评。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凯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与会代表表现活跃，并且“不那么咄咄逼人”。
2014年，中国政府派出国防部和外交部联合代表团，由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和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带队。在日本、美国和越南等国合纵的态势下，傅莹和王冠中正探索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军事外交新的尝试，促进外交和安全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会议闭幕后，总理穆迪的代表、印度民主党主席里克对两位中国代表的评价是，“傅莹非常的公正”，而王冠中的坦然和直率“就像一尊弥勒佛”。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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