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近期密集召开，几乎每天都有至少一名独立董事去职。此前，上市公司热衷聘请党政卸任官员担任独董。如今，这一饱受质疑的政商“旋转门”正在遇冷。信息显示，年内已发布独董离任公告的上市公司超过200家。“官员独董”接连去职，兼职官员最短任期仅9天。
所谓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考察一下独立董事的起源就可以知道，西方国家在董事会制度高度成熟之后，之所以还要设立独董，意在防范一种潜在的风险：董事会可能会被大股东和高层管理者所掌控，使监督失去作用，并最终损害中小股东乃至公司的整体利益。一望即知，从此种制度设计中诞生的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独立性”和“专业性”两大特征，因为独立董事天然要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
然而，独立董事制度进入中国不久即发生了变异。众所周知，中国的独董职位主要由四类人士所占据：第一类出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系统，第二类是公司高管相互兼任独董，第三类是会计师和律师等专业人士，而第四类则为官员。第四类独董数量近年来呈现急剧增长的趋势。
因为或为本行业的专家，或曾经在相关部门任职，中国的独立董事们在专业性上似乎不构成问题，但让人惊奇者在于，他们往往身兼数家公司的独董，专业性如何保证？一个貌似极端其实并不罕见的案例是，某著名高校一位博士生导师一人身兼6家上市公司的独董，这样的独董，除了从公司中支取一份薪酬之外，还能做什么呢？而官员独董更明显是一个畸形儿，商业与政治结合本来就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对必须确保独立性的独董而言，这是否近于釜底抽薪？
“花瓶独董”、“一人多职”、“董而不独”、“官员独董”等怪象都久已为舆论所诟病。如何治理？现在省部级官员独董连连去职，预示着相关方面根据中组部去年10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其治理的锋芒首先针对“官员独董”。这一决策之正确，完全缘于有关独董的所有怪象中，以官员染指独董危害最为巨大。
官员出任独董，且不说是否符合《公务员法》等法律的规定，其对两种公平的冲击无法忽视。一种是社会的公平，正如此前舆论所指出，“退休高官本来就享受着很高的待遇，再到企业虚挂职务，还拿着高薪，当然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另一种是市场的公平，一旦官员出任独董，公司与其他市场主体的竞争是否平等？更严重的是，有官员独董已经牵涉了不止一起内幕交易的大案。
鉴于上述危害，关闭上市公司那扇奇特的政商“旋转门”实际是一种双赢：有利于官员群体的廉洁自律，市场也会因此变得纯净而更富有活力。
有充足的依据为独董去官化而喝彩，也有理由表示一点担心：官员独董之出现，是由于政商的联系过于紧密，权力与市场、官员与商人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上市公司，之所以对官员独董情有独钟，从来就不讳言其看中的正是官员独具的人脉和影响力。清理了官员独董，假若利益输送链条仍在，假若因为权力的含金量难以削减，官员身份在市场中仍然颇多妙用，还会不会产生另一个新的名词诞生另一个新的制度？
官员独董去职，代表着治理独董乱象迈出了重要一步，为捍卫独董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接下来还需要对独董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而如果着眼于划清官商界限，独董去官化和行政审批权改革等举措一样，同为简权放权、释放市场活力的重要一环。兹事体大，前景当然乐观，而过程之艰苦也完全可以预见。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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