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懂生物学的人，都知道有个词叫“趋光性”，把它移植到政经领域，似乎也可寓指地方对新型发展平台的趋之若鹜。说起这，是因联想起“自贸区申报热”。
据了解，自去年9月上海挂牌以来，“自贸区”已成继经济特区、综合改革试验区、保税区等之后又一个“香饽饽”。有媒体统计，在2014年各省区市政府工作报告中，至少有27个明确写到要申报、对接或建设“自贸区”。如果算上未写进报告但积极申报自贸区的，那就更多了。它呈现出的，无疑是“一窝蜂”的竞相申办态势。
只不过这股热潮如今已被泼了瓢冷水。有官媒日前报道称，因扎堆申报问题多多，中央已对申报流程按下“暂停键”，并打回重新审查。这也意味着，第二家“自贸区”或许来得不会那么快。
从“一哄而上”到被叫停，自贸区申报热迎来的紧急刹车，是对个中“占位癖”与“冒进病”，或者说是对盲目“趋光”的棒喝，也是对地方发展思路再矫枉的警示。
“圈地冲动”下的自贸区痴迷
自贸区申报热，应该说，不乏现实的催生土壤：眼下对不少地方而言，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的发展处境，正让它们遭受着动力匮乏、下行压力增加的难题。而自贸区式探路，正契合其产业“腾笼换鸟”之需——可以想见，开辟更开放的贸易区域，可优化地方投资环境，也可为城市在区域发展横向序列中，获得起跑优势。一方面是各地的发展焦渴，一方面是自贸区发展驱动的衍生功能，二者“联袂”，难免“鼓动”某些地方加入申报阵列。
也正因如此，有些地方为搭上“自贸区”的班车，纷纷祭出“必杀技”：或是频频“跑部”，利用游说能力来争取政策口子，或是在各个场合强调自身的“特色”“优势”，还把建自贸区提上日程，恨不能自贸区的牌子立马“到自己碗里来”。
毫无疑问，将谋发展诉求塞进改革筐中，寻求它与新发展契机的嵌合，对地方经济发展也不无意义。所谓“穷则变，变则通”，在变通中发掘发展势能，本也该是各地方应有的敏感的发展嗅觉。但也应看到，申报自贸区，不能是想申就申，而应有着清晰认知、理性考量。不能只看到自贸区能够释放的红利，而看不到创设自贸区的改革寓意；更不能仍停留在政策套利的低层次上，重蹈“开发区”老路。
所谓开发区或产业园模式，说到底，其实就是“要政策、抢优惠、抢招商”的发展路数，而跑马圈地，几乎是其格式化的内置“套路”。在诸如中央及地方层面税收减免、金融机构专项信贷支持、国家定向补贴，乃至发放特许经营牌照等政策扶持举措下，它通常能以刺激为手段，带动地方GDP的急遽飙升。
但是，以开发区名义圈地，获取高额土地出让金，导致热钱流入的开发模式，其正面边际效应正日趋衰减，因动辄异化为盲区的圈地热，流于政绩项目、面子工程，它由此形成的负资产甚至至今难以清理。本质上，它只是向市场经济发展过渡过程中的暂时性安排，可因政绩驱动等因素，该模式却成为不少地方谋发展的路径依赖。
对于自贸区，有些地方仍以为，它能沿袭圈地模式，对其的想象，也未走出“抢投资、拉项目、圈资源”的窠臼，未摆脱对“优惠政策、特殊待遇为导向”的依赖。它们对自贸区的痴迷，说白了就是对“开发区”依赖的情感移植。也正是对自贸区的理解不通透，仍想着穿新鞋走老路，它们才会对自贸区的“牌子”无比青睐，企望用它来给自身“镀金”。
申报自贸区与“行政收缩”的背反
对于自贸区的概念，李克强总理去年5月曾发表文章称：“自贸区不是搞‘政策特区’或‘税收洼地’，而是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探索创新经济管理模式。”也就是说，它是制度创新的“试验田”，而非政策洼地，其支点是制度创新，是改革内生力；它与深化改革节奏紧密关联，而不是简单建几个贸易园区就能了事，也不可能再停留在“加工制造+转口贸易”的浅表层次。
就上海自贸区的实践看，它相继推出了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海关通关便利化改革、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监管等举措，就以创新为内蕴前提。而在其试点中，作为核心举措的“负面清单”管理，就要求减少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活动区间，避免行政权力对公平市场竞争的破坏，其落点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说到底，它体现着“政策克制”和“行政收缩”的原则。
遗憾的是，某些地方扎堆申报自贸区，仍寄望于政策优惠，其本质仍是对行政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推崇。就此而言，它跟自贸区应有的价值基点无疑是背道而驰。在路向选择上，它们也截然不同，一个是着眼于制度创新，如优化行政审批流程，降低民营资本准入门槛，推进企业参与区域经济政策制定调整等，一个则是指望有关部门搞扶持补贴。
自贸区能成落实本轮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平台，缘由即在于此：它不在优惠政策的特殊，而在“使命”的特别，即探索出一套行政权力与市场更加契合的制度路径。而要建成自贸区，亟需具备对应领域的发展条件，包括国际贸易体量，对外开放的潜力等。有媒体就称，知情人士曝商务部对地方申报自贸区有着三点“不成文”的基本要求，包括综合保税区、经济总量及地方特色。实质上，在当下，许多跨国企业更看重的，已不再是传统概念上的财税优惠，而是宏观的营商环境、行业性机会等等。
更何况，自贸区建设也常常会伴生诸多风险：它可能因设置与功能定位错位，而打乱市场内在秩序，而其特殊的监管体系，也依赖于极高的固定成本之上，这笔成本必须与成规模的对外经贸捆绑分摊，以取得改革效益。否则，它很可能沿袭“匆匆上马—后劲不足—留下烂摊子”的烂尾模式。
在此情境下，自贸区申报，既应清醒认识自身条件，也该了解到申办风险，有起码的经济量、风险管控意识等。这也亟须以尊重经济规律，考虑实际情况为前提，而不可在足不适履的情况下揠苗助长，“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揆诸时下，有些地方罔顾自身所需，也并不清楚“自贸区”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连必要的准备都没做好，如没建立起权力清单制度，不知道如何在削减事先审批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间平衡拿捏。一哄而上，只因思维还停留在“优惠政策攀比”的层面，担心失去先机、将来在政策上吃亏，所以先出来“排队卡位”，抑或是“凑凑热闹”，也借此宣示追求改革的姿态，而真正的改革意愿其实寥寥。自贸区对其而言，只是一副牌，它瞄准的是行政指挥棒下的政策眷顾。
现实中，部分地方也借申报自贸区，吃到了些许甜头：在传出申报消息后，当地房地产市场暴涨、资本市场兴起“炒地图”之风……这些都暴露出政策套利的投机心态，也将其置于鼓胀的风险泡沫之下。到头来，这偏离了创设自贸区的价值初衷，也属于表错了情、念歪了经。
用改革先行给发展铺路
决策层叫停自贸区申报热，意图或在于倒逼地方更冷静、务实，不是把宝都押在自贸区试验上，而是勤修内功，以改革为驱动，发掘发展契机。“自贸区”固然是发展议题框架下的热门概念，却眼下未必就适合立马推广开来：一者，很多地方建自贸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不可冒进；二者，自贸区试验仍处于“探路阶段”，其可资借鉴的经验仍在摸索。
毕竟，自贸区运营时间现在还很短，很多工作还处在推进节奏中，其落地效果如何，需要一个观察期。就拿上海自贸区来讲，在反复修订自贸区方案的几个月时间里，从“要政策”到“要创新”，它也经历了艰难的转变过程。在“由点及面”、循序铺开的试点思路下，这些终需长期性的观察总结，以便形成可复制的制度性建设方案、可共享的信息平台。
还应看到，近年来，建立全国一体化的开放性市场体系，已成国家的“发展攻略”。它意味着要打破各种隔阂壁垒，也要突破对地域性优惠政策造成的“政策洼地”。自贸区建设，就是以全域开放为落脚点。在“试点——推广”上，它显然也该有系统布局、整体谋划，而不能条状分割，破坏开放性格局。于中央层面而言，虑及地方监管、调控能力的差异，在开放次序上须统筹考虑，以确保有序推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要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这表明自贸区试点不会孤立存在，接下来还会有第二梯队，但它不会是予取予求、开大口子，而是以审慎评估、科学权衡为前提。
在此语境中，有的地方与其“临渊羡鱼”，或蜂拥而上地争抢特殊化待遇，纠结于是否会被选中，不如退而结网，在改革先行中，跳脱政策依赖，也以创新有为、善作善成，来呼应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尽管说自贸区试验有些涉及部分法律法规的“暂停执行”，需全国人大授权，可其很多创新思路却未尝不可借鉴，比如说，在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激发经济活力等方面，各地方并不缺乏可作为的空间。
尤其是某些条件“先天不足”的地区，想戴上“自贸区”的帽子，不如因地制宜地制订发展策略，努力发掘本地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等，建立有优势的地方产业集群。还有就是改进公共服务水平，也创造市场公平竞争的条件，以实现优质治理作为吸引企业和资金流入的最终保障，切实改善发展的成色。
总而言之，自贸区的价值不在“牌子”本身，而在于它内蕴的改革本意。对各地方而言，“谋发展”重要的是找准定位、合理筹谋，而不是落入“要政策”的窠臼，在“低水平起哄”中，把自身带入单一化、难持续的发展老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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