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Malhar Nabar 和Papa N’Diaye认为，如果中国当局能够完成必要的经济改革，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从名义上讲，高收入国家的GNI人均应超过12616美元。中国目前的GNI为5720美元，要想达到美国人均收入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鉴于其相对经济总体规模，中国将在2030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从世界政治平衡的角度讲，这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样，高收入国家的地位，将同样会对中国共产党及目前的中国政治安排产生重大影响。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改革肇始于1980年代的邓小平，他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对于中国崛起很大一部分的恐惧，来源于中国是一个非西方国家。正如《南华早报》评论员Alex Lo所说，那些批评共产主义的评论，“他们将自己的民主信仰投射到中国，妄断中国中央政府没有真正的合法性；并认为一旦中国经济放缓，社会动荡将随之而来，政权终将崩溃。”
诚然，中国的共产党所走的路是一条新路。目前，经济发展已经令中国社会变得有更好的教育、更丰富的物质生活，以及更高的工资收入。中国已经给予公民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闻所未闻的。尽管这些自由很难同民主国家相比，但现在的中国公民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发声，并且更加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今日的中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因此他们希望更好、更多。一旦中国经济面临放缓，民众对政府的这个要求也就变得异常突出。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如果中产阶级开始要求政治改革，那么至少中国政权会面临危机。这些人的根据是，新经济阶层的崛起会导致新的政治诉求。
在工业化阶段，西方社会财富扩散到有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迫使精英阶层重新调整政治控制的规则。随工业化、物质丰富和信息传媒的发达，个人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德国首相俾斯麦进行了社会福利改革，回应了革命工人的情绪。旧的制度不断调整适应状况，而那些不能做出调整的则面临着暴乱。
认为中国共产党会垮台、西方民主制会在中国胜利的想法，其实是对中国形势的严重误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是一支稳定统一的力量，远比中产阶级在19世纪中国留下的历史碎片要重要得多。实际上，按理说，如果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把中国带入高收入国家队列，那么这将对政权巩固提供极大帮助。
而且，民族主义在中国主流社会中相当流行，不管它的表现形式是“反日”还是天安门广场上看升旗仪式的拥挤的人群。民族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把“双刃剑”。弘扬爱国主义可以提升社会凝聚力，帮助转移国内社会注意力。但同时，狂热的爱国主义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令人对“中国和平崛起”产生不信任感。
没有任何一个方案可以确保共产党在中国未来的统治力。如同所有的政治体制，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会影响到政治体制。
阶段管理和社会稳定是中共治理国家的关键词。中央政府正在学习将民意纳入政策考量范围。比如最近民众对于城市空气质量担忧，让当局更加重视环境保护问题。鉴于政府对公众意愿的敏感性，未来几十年间的政治变革成败系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上，是非常有可能的。不管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还是更具包容性的中央政策，或者基层更大的民主权利，未来中国如何变革都有待时间告诉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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