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05年，英国的政治类电视节目“问题时间”（QuestionTime）来到中国上海，这档节目是英国的老牌政治辩论类节目，除暑期的三个月停播外，其他时间基本上每周播出一次，节目围绕英国国内政党政治、公共政策、百姓民生、政客轶闻等在不同政党间、政党与社会人士间展开激烈交锋。
上海这期节目的播出是在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刚刚辞去行政长官的背景下进行的，围绕香港问题在节目中展开了一系列交锋。这期节目中，笔者曾清晰得记着彭定康先生面对在场观众时说过一句话：“英国统治香港150年之久，虽然为香港建立了一个自由的社会，却没有将民主引入香港，承认英国政府应更早地将民主引入香港”。彭定康先生抛出了一个问题，也给当时的中国政府留下了一个问题——如何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上更好地治理香港？
2014年6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全面阐述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实践成就，从“回归历程、制度确立、事业发展、繁荣稳定和方针政策”五个方面系统、深刻、具体地论述了香港回归以来取得的成就和“一国两制”的伟大生动实践。白皮书从某种程度上很好地回应了这一问题，传递给我们“制度立国、执政为民”的重要信息。
制度立国具有长期性、根本性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制度更加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和根本性”，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政治制度是围绕政治权力的构成和行使、调解政治冲突和规制人们的政治行为的规则和规范的集合；同时，它为这些规则的执行提供工具和人员。“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香港、澳门问题上的创造性贡献，代表了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根本利益，是中国政府积极致力于保持香港和澳门稳定繁荣发展的庄严承诺。
20世纪80年代初，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并首先用于解决香港问题。香港回归这17年，依据“一国两制”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央政府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外交等方面给予香港政府和人民高度的自治权，充分尊重香港的历史情况、政治制度、居民生活习惯等基本港情。
第一，审慎、协商制定《基本法》。按照邓小平的论述，“一国两制”是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然而，要使“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提供法律保障，就必须有一个科学、民主和合理的制度安排，需要审慎地进行制度设计，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一国两制”落到实处。事实上，《白皮书》已经十分明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基本法》的制定过程本着审慎、协商的原则制定，具有科学性、民主性和长期性。
在中央政府的统筹安排下，香港《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体现了广纳民意、广集民智、充分协商的民主精神，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从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起，到1990年2月完成起草任务，整个起草过程历时四年零八个月，起草委员会59名委员中，来自香港各方面的人士有23名，并委托香港委员在香港成立由180位各界人士组成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还广泛收集香港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仅香港人士就提出近8万份意见和建议。可以说，香港基本法体现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凝聚了广大中华儿女的集体智慧。
第二，确立香港高度自治权，明确中央全面管治权。《白皮书》首度深度系统阐述“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强调“两制”是指在“一国”之内，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等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拥有全面管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其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对某些区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白皮书》中明确，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中央直接行使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的权力主体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长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中央人民政府拥有任命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依法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的权力。中央依法履行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赋予的全面管治权和宪制责任，有效管治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三，“港人治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对国家效忠是从政者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伦理。在“一国两制”之下，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等在内的治港者，肩负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职责。爱国是对治港者主体的基本政治要求。针对“泛民主派”发起“占领中环”行动，挑动“真假普选”议题，《白皮书》鲜明地表示，“与中央对抗的人不能当特首”的底线不容逾越，这条底线在选举制度设计中必须得以体现。此事事关国家和香港安全，无关候选门槛设置高低，更不是因为某党派、某个人就专门去包容或者排除。
执政为民，谋香港人民之福祉
“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杨家岭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写进了党的七大之后的历届党章。之后，江泽民同志提出“永做人民公仆”，胡锦涛同志提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习近平同志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些目标就应该是我们党要为人民做的实事。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香港居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重要一份子。《白皮书》中处处显示着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对于香港的关心，对于香港居民福祉的关心。《白皮书》向我们展示，香港回归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各项事业全面推进。在政治上，香港居民依法、有序参与政治，选举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来重视吸收香港同胞参加，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特邀香港人士，界别有香港地区委员124人，其他16个界别有香港地区委员82人；民主政制依法稳步推进，行政长官选举的民主程度不断提高，立法会选举的直选因素不断增加，并设定普选时间表。
在经济上，自回归以来，中央政府举全国财政之力支持香港发展，明确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强调国家支持香港巩固提升竞争力、支持香港培育新兴产业、深化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中央政府更是帮助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抗击非典，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香港因受自然环境限制，其所需的淡水、蔬菜、肉禽等基本生活物资主要由内地供应。《白皮书》也明确表示，中央政府将会继续不遗余力地支持香港的经济发展，让香港居民享受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机会，创建一种包容共济，一个和平友好的环境。
在继续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新征程上，既要坚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确保“一国两制”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又要积极有效应对香港在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香港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需要社会各界群策群力共同化解；需要香港与内地交流合作不断深入，需要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协调。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必将进一步彰显“一国两制”基本政治制度的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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