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都不会忘记1997年7月1日零时，在我身边发生的那一幕。当时，我与家人正在从北京贵宾楼的电视大屏幕上观看香港回归的中英政府的交接仪式。就在英国国旗落下，中国国旗升起的那个历史时刻，却从隔壁的舞厅里突然传来一阵喧哗。我跑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大约只有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正站在乐池边，对着舞厅乐队的几十个演奏员在大声“咆哮”、大声“下命令”。小姑娘“喝斥”的内容是：“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香港回归奏国歌的时候，你们竟还在给跳舞伴奏？停下来、快停、马上停！”结果当然是舞曲的戛然而止，是国歌的高高飞扬。那一次，我算真真领教了北京小姑娘的脆爽和爱憎，也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传递出的民族历史所包含的悲壮与雄壮。
还有一件有关香港的事，让我也永远不会忘记。2004年初在福建偶遇一位香港企业家，他问我，今年是邓小平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内地准备如何纪念。我略陈一二之后，他评价道，隆重有余，情感不足。我反问他会有什么动作以示纪念，他笑而不答，有点秘而不宣的味道。8月22日即邓公诞辰日的这天晚上，他忽然从香港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在当地一家最好的酒店“为邓小平先生租了一间可以俯瞰香江的套房！还在落地窗前为他放了一把靠椅……”我不禁愕然。他接着说：“邓小平先生曾说很想去香港看一看，可借他未能成行。今天，我这样安排，就是希望邓先生驾鹤归来，魂至香港”。眼睛好像被什么弄湿了。在婆娑的目光里，我仿佛真地看见一位百岁老人静静地坐在窗前，微笑地注视着那片生机盎然的繁华之地。我相信，像这样至真至诚懂得报恩的港人并不是少数。
要有新香港的思维
如今《“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发布了。香港与内地与海外华人（华夏子孙）的反映都十分强烈。各国舆论也有了近乎“狂”热的反响。笔者以为，在香港回归祖国17年的今天，发布这样一部白皮书，既有颇为重要的现实需要，是对香港现状的承认与总结；又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是领土的行政回归后，中国官方对“东方之珠”进一步提高治理能力，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寻求香港与内地更多共存共荣的契合点，特别是人心契合点的一个新开始。
自1991年以来，中国发布了88个“白皮书”。不过，有关香港问题的白皮书，这还是第一份。这既反应了中国决策层对“一国两制”实践的规律性的认识，也反映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背景，即“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的同时，其发展过程中也有了新情况、新问题，甚至在部分公众和社会舆论中也出现了一些模糊认识和片面认识。从这个角度看，“一国两制”方针的实施正处在攻坚克难的关键点。因此，选在这个时间点发表香港问题白皮书，具有极强的多向的针对性。而面对香港的未来而言，笔者以为，这部《白皮书》的核心导向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回归，即人心的回归！
为了实现人心的回归，首先就需要更鲜明地亮出中央政府的观点，解疑释惑，澄清某些人不断散布的似是而非的糊涂观念。《白皮书》明确提出了“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的中心概念。把管治权分为了两个方面或曰两个层面：一是中央可直接行使管治权；二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依法行使监督权，也可以说是间接行使管治权。
而全面阐释“一国两制”无疑是此次发布的《白皮书》的重中之重。《白皮书》在谈到“一国两制”时其实还有一层潜在的含意，即回归后的香港即“新香港”要有新香港的思维，在思想意识上实现转折尤为重要，绝不能固守殖民地思维和心态。目前香港存在的许多问题和理解上的偏差甚至是错误的认识，都与一些公众（包括一些公职人员）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个“历史转折”不无关系。曾经被割裂国土是回归了，但有些人的“人心”却还没有回归，他们的精神还依然游离于中国之外。由此我们就可理解，《白皮书》为什么首次指出“一国”之内的“两制”并非等量齐观，指出国家的主体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不会改变。实际上，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恰恰是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保持繁荣稳定的前提和保障。《白皮书》并没有在基本法之外重新创设中央对香港的新的权利，而是对基本法所确立的中央与香港关系性质和内涵的进一步揭示，正面回应了那些对基本法所进行的各种曲解，这就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读，平息因误读而引来的纷争提供了扎实的法理依据。
今天，让人感到格外担忧的是，某些固守着殖民地思维和心态的人正在把他们身上所带的政治病毒传播给新生代的香港青少年。由此便出现了这样惊人而又令人痛心的一幕。不久前，几个20岁上下的香港青年竟然跑到大街上、跑到中联办、跑到驻部队的军营外大喊大叫。他们一边挥舞着英国的“米”字旗，一边唱着英国国歌，甚至还高喊：“中国人滚回中国去”，“《南京条约》万岁”等极为错误与荒谬的口号。此等恶行丑行尽管只是极少数人所为，但发生在香港回归17年之后，就不仅是令人难以接受，而且是令人匪夷所思了。类似这等滋事闹事的丑陋言行不仅应予以法治意义上的制止，更为重要的则是要引起港府乃至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
做好“人心回归”这篇大文章
笔者以为，值得高度重视的并不仅仅是这些言行本身的丑陋、它们的罔顾事实和历史，还在于其社会影响正在不断发酵，已经开始影响到香港的经济发展。据洛桑管理学院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所言，香港已经从前年的排行第一滑落到今年的第四位。经济总量也从占全国的20%疾降到目前的3%。此事，不重视行吗？
重视固然重要，但如果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港府本身对香港的社会情绪缺乏冷静的判断、深刻的反思，缺少战略性调整、官僚主义严重、忧患意识淡薄，要有新香港的思维，恐怕很难。甚至还会弄巧成拙，招致更大的被动，引起更大的风波。那么怎样才能像当年邓小平指导中英香港问题谈判那样，在“争取人心”上打出一整套漂亮的组合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呢？
笔者以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央政府和港府工作的战略支撑点应该放在“人心回归”上。对《“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这部白皮书准确而广泛的解读应该是“人心回归”战略实施的开始。香港内外对白皮书纷纷扬扬的议论和争论，正是予以准确广泛解读的大好时机，也是使港人特别是青少年对“一国两制”予以完整理解、形成完整概念的绝佳契机。除此之外，要实施“人心回归”的大战略，还必须真正彻底地改变几十年一贯制的陈旧的舆论工作“套路”。精心构建一套新的话语体系，组建一个全新的以传媒为主干的系统工程。选拔和调配一批精兵强将行家里手全身心地摸索和投入。中国有一个十分庞大的官方的宣传、新闻、传媒、出版机构，有一支人员众多的官方的传媒队伍。但在掌握境外话语权方面却显得十分笨拙与苍白无力。笔者以为，实施“人心回归”的大战略和系统工程正是对中国政府管辖的传媒机构和传媒队伍的一次实实在在的考验和检验，滥竽岂可再充数，良弓怎能再掩藏，优劣良莠一目了然，快哉快哉。经过这番硬碰硬的“过招”和淘汰，何愁中央政府在香港缺少足够的感召力？要知道，中国政府的感召力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首先来自一批能够融通中外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的传媒机构和传媒人！
那么，“人心回归”的大战略和系统工程有无检验标准？当然有。首先，如同在今日德国，美化或鼓吹“纳粹”就会触犯法律一样。如果有一天在香港，无论是金领白领还是蓝领，无论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刚刚懂事的孩子，都能把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视为民耻国耻奇耻，把公开美化殖民统治的言行视为大逆不道，甚至视为触犯法律，还用再谈人心回归吗？其次，是在把米字旗放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的同时，除了经济上允许两种制度外，社会生活也要遵循同一原则，这就包括要真诚地奉行发达的西方国家实行的四大自由。切勿忘记，社会主义价值观同样认为民主自由是好东西。从这个角度看，“人心回归”同样也是价值观的融通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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