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娃娃”是周恩来总理对他的昵称；他担任周恩来总理的英文翻译，时间长达17年；他亲历了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的过程，是尼克松向周恩来伸出手时，紧靠着周恩来的人；49岁，对于一位口译翻译来说，已经是不适合继续工作的“高龄”，但他仍然衔命出征，为邓小平出访美国担任翻译，被《纽约时报》称为“离不开的冀先生”。
这位“洋娃娃”、“冀先生”，在中国外交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就是冀朝铸。
提起冀朝铸，人们马上会想到周恩来总理。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口述传记丛书”，其中一本是《从“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冀朝铸口述，苏为群采访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在前言中，冀朝铸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像许多爱国的中国人一样，我这一生是周恩来总理为我安排的。”
早在9岁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为冀朝铸安排了后来影响他一生的生活方向。那时候，全面抗战刚刚爆发，冀朝铸一家辗转流落到重庆，准备寻找机会去延安。但不巧的是，冀朝铸的大哥冀朝鼎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错过了去延安的车队。冀朝鼎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后来去美国留学，并在1927年革命最低潮时在比利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时，冀朝鼎是周恩来的英语翻译，因此和周恩来很熟悉。
当时，由于单独去延安非常危险，周恩来就和冀朝铸的父亲和大哥商量，认为他们全家去美国更好。周恩来预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就会爆发，如果他们能在美国工作，做加强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工作，也许会对中国革命更有用。周恩来的建议，得到了冀朝铸全家的采纳。
1939年初，冀朝铸随家人来到美国，在美国接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并于1948年秋进入哈佛大学。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严重恶化。冀朝铸决定“不可以在敌人的国度里待下去”，虽然母亲希望他读完本科再走，但他仍然决定“必须尽快返回祖国”。
回国后不久，冀朝铸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作为英语人才，参与到朝鲜停战谈判中，从此开始外交生涯。作为速记员和打字员，冀朝铸参加了朝鲜谈判、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重大外交活动。由于在美国长大，他的英文水平远远超过中文水平，在朝鲜时甚至会把“螳螂”称做“草跳”（grasshopper），把“蜻蜓”称做“龙飞”（dragonfly），这也是后来他被周总理称为“洋娃娃”的原因。
从1956年秋开始，冀朝铸被选为周恩来的英文翻译，以接替年过40的老翻译浦寿昌，从此一干就是17年。冀朝铸是周恩来的第五任翻译，前四任分别是，第一任，黄华，后来是外交部长；第二任，龚澎，后来是外交部部长助理，也是乔冠华的妻子；第三任，章文晋，后来是外交部副部长和驻美大使；第四任，浦寿昌，后来是外交部副部长。60年代末，冀朝铸快40岁时，周恩来要他找一个继任者，冀朝铸找到了唐闻生。唐闻生的父亲唐明照，曾经在1940年和冀朝铸的父亲在美国纽约一起创办《华侨日报》。这就是今天的《侨报》。
离开翻译岗位后，冀朝铸的人生果真按照周总理的安排驶上了外交官的航道。1973年3月8日，在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招待会上，冀朝铸最后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在这次翻译过程中，周总理告诉冀朝铸，中国政府要在美国华盛顿建立驻美联络处，他打算派冀朝铸到美国工作。临出发前，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家中请冀朝铸和其他几个人吃饭，那天吃的是猪肉包子和菜汤。周总理说：“你们要到美国去了，该说的话都说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们一起开会，最后一次请你们吃饭了。”冀朝铸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
后来，冀朝铸曾担任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驻斐济大使并兼管瓦努阿图、基里巴斯的中国外交事务，驻英国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真正从“洋娃娃”变成了外交官，变成了大使。
2001年7月18日，我买了一本《从“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托人送到冀朝铸在北京的家里，为我签名留念。这本书内容丰富，有很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阅读后，我对周总理为中国外交工作作出的重要贡献有了更多真实直观的认识，尤其是周总理对翻译工作的要求，对我启发很大。
熊光楷 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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