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主席，作为新政协的主要发起者之一，77岁高龄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公众对他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长袍长须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形象比较熟悉，但对他以后的活动却知之不多。最近读到一则关于他与数学家魏时珍的佚事，感到张澜先生晚年的活动值得进一步钩沉。
张澜本来是一位教育家，1926年出任国立成都大学第一任校长。他打开夔门，延揽人才，不拘一格，兼收并蓄，使得这所地处西南的高等院校群英云集。魏时珍就是他礼聘的一位杰出学者。
魏时珍本名嗣銮，字时珍，1895年出生于四川省蓬安县魏家坝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魏鼎是举人，父亲魏锡远是玉环书院院长。1913年出川到上海，考进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德文科，1918年毕业，进入工科，主修电机专业，并留校任德语教员。1920年4月，与好友王光祈结伴负笈德国，于1922年进入哥廷根大学，师从戴维希尔伯特、科朗、波尔恩、列尔松等知名学者，完成论文《在平均负荷下四边固定的矩形平板所呈现的现象》，以数学方法解决了物理弹性力学的疑难问题，对建筑学颇有贡献，于1925年获数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当时年近不惑的朱德也在德国求学，他还曾帮助朱德补习德文。他对德国古典哲学、文学等亦有研究，提出德国批判主义与中国程朱理学有相通之处。他关注国际最新的物理学动态，主动与爱因斯坦写信联系，希望把《相对论》的基础知识介绍到中国，得到爱因斯坦的回应。1923年，他在《少年中国》月刊上首次向中文读者介绍了相对论。他从德国学成归国后，在成都大学担任理学院院长，讲授“偏微分方程”、“变分法”、“相对论”等新兴学科。1935年，中国数学会成立，他当选为第一届理事，兼杂志编委会成员，成为中国数学界的元老。他撰写的《偏微分方程》一书，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中国第一本关于偏微分方程的大学教材。他还在《少年中国》学刊上发表《人类进化面面观》、《科学之宗旨》、《量子论的数学基础》等论文，研究领域涉及数学、物理、哲学、文学等多学科。他主张为文、史、哲应为一体，密不可分，大学专业设置不宜过细，文科、理科应相互渗透，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建议数学学院应开设文、史课程，文、法学院的学生也应该学习自然科学。这与张澜的教育思想十分吻合。因为张澜从小熟读经史子集，中过秀才，后来留学日本学习格致之学，也是一位文理兼备、会通中西的学人。他们互相切磋学术，成为知音。
魏时珍到成都大学任教后，受同事李璜之邀，参加了中国青年党。中国青年党的前身是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中国留学生1923年在巴黎创建的政党，领导人有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主张“国家主义之精神、全民革命的方式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曾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大党。中国民主同盟建立时，为其中的三党三派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青年党倾向于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和国社党参加了蒋介石主导的1948年国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定为反动党团。魏时珍虽然并非热心政治之人，但青年党员的身份还是给他造成了不小的麻烦，1951年1月25日，他被带到成都南较场政训班隔离审查。身在北京的张澜获悉此事，立即致信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全文如下：
恩来先生：
昨接成都友人胡助来信称，魏时珍于一月间忽奉命往南较场集体学习，与匪特等受同一待遇等语。魏时珍为川北蓬安县人，曾留学德国学物理，澜主持成都大学时，聘任教授，后继续主办农工学院及国立理学院。虽早年加入青年党，从不过问政治，澜所素悉。拟请先生电告成都行政当局，如魏时珍无其他大罪过，可令来京进革命大学研究院学习，以容纳知识分子，并加深其学习。特陈。
此致
敬礼！
张澜
接到张澜的信，周恩来自然十分重视。他马上通知川西行政当局，说“魏时珍的问题，要调查事实，慎重处理”。经过几次函电往还，沟通情况，魏时珍总算在1951年6月24日走出“政训班”，获得自由平安回家。是年8月，成都大学并入新成立的四川大学，聘魏时珍为数学系教授。
张澜又给魏时珍去信，加以劝慰，信中说：“兄于理学院接管之时，稍受代表诘问，即认为皂白未分惴惴不安，大可不必。须知中共的基本精神，即在批评与学习；它们视学习等于生命，以批评提高警觉，每值学习与批评的场合，语贵坦白，义取彻底，盖不问好人坏人，不论学历、职位与年龄。兄之学诣，素所佩仰，除待间当代揄扬外，特略述中共作风，藉广襟期。”
在张澜帮助下，魏时珍教授平安渡过一劫，后来在四川大学教书，工作，得到师生的尊重。1958年，主编《相对论》；1980年，完成《孔子论》。1982年出版《魏嗣銮先生科哲论文集》。1984年6月，德国哥廷根大学向他颁发《金禧特别纪念证书》，表彰他在数学领域的成就，以及为增进中国与德国之间数学交流所作的贡献。1992年6月8日，以97岁高龄去世。
二十世纪，中国政坛派别林立，纷繁复杂，科学家或浅或深地卷入其中，并不鲜见。当政者能否包容之，不但关系到科学的昌明，也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张澜先生为营救魏明珍向周恩来紧急建言，其意义不仅是帮助一个知根知底的朋友，也包含着对执政党善待科学家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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