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位银行管理人员李建华（音译）在工作了26年之后，这位48岁的白领在今年6月因心肌梗塞而去世。中国正处在一个超时工作的时代。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每年有60万人死于“过劳死”，中国国际广播则推算每天有约1600人过劳死。
新浪微博上到处都有关于压力过大的抱怨，以及一些过劳死的报道：一个24岁的奥美公关员工，一个25岁在普华永道工作的审计师，一个战斗机设计师。“超时工作为了什么，难道为了工作到死吗？”一位微博用户如是说，他的老板告诉员工要多花时间在工作上。
但是这个国家将过劳死看做一种“英雄行为”，并将它同早期的共产主义烈士相联系，比如雷锋。李的老板在6月10日发布了一条消息，称赞他是一个“中国银行管理委员会的党员楷模。我们都要向他学习，始终秉持理想和信念，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并为之不懈奋斗和牺牲一切。”
由于死亡和工作压力的联系可能并非总是很明显，过劳死的死亡人数很难进行汇编。过劳死是一种文化现象，超过了单纯的医疗现象，虽然日本和台湾都正式承认过劳死的赔偿案件。死者的直接原因有很多种，比如心脏病或是工作压力引起的中风。在美国，虽说心脏病是导致死亡的首因，而且研究发现久坐和早死相关，但并不承认过劳死。根据亚太经合组织的报告，美国人每年的平均工作时间超过日本45个小时。
在中国，白领关于过劳的担忧反应出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中国的服务业从经济产出上讲已经开始逐步扩大，而制造业的工人由于劳动力数量缩减，从而可以要求更短的工作时间和更高的薪资。白领的工资虽然高于工厂工人，但他们没有工会或者组织可以提供保障。而且白领往往有更多的账单，比如房子或者车。另外，独生子女政策造成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支撑父母和家庭的养老问题。
中国劳工通讯（一个香港劳工维权组织）发言人Geoffrey Crothall说，虽然起薪是蓝领工人两倍，但白领经常加班，违反了中国劳动法。“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人们依旧相信勤奋工作的心跳。”天普大学日本校区亚洲研究主任Jeff Kingston说，“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足够的富裕，像日本这样质疑社会的规范和价值。”
在日本，过劳死包括中风、心脏病、脑出血或者其他与工作有关的突发死亡原因。2012年，日本政府赔偿可以证明过劳死的813个家庭，议会在6月20号通过了一项法案支持研究中心帮助企业采取预防过劳死的计划，以及进行更多过劳死研究。
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在中国仍得不到重视。首都经贸大学的杨和青（音译）教授说，中国社会是一个将现代财富追求和古代集体高于个人的信仰相结合的社会。他调查了北京数百名白领的生活和工作。60%的白领抱怨他们每天超过法律规定的2小时加班时长，这对他们的健康和家庭都是折磨。“和英美企业制度相比，韩国、中国和日本都受儒家文化影响，这些国家都有一种奉献精神。任何有价值的工作都值得做到极端。”
在中国银监会工作的李建华，去世之前负责监管信托产品热潮。他在2013年下半年跑了全国十个省，会见了68个信托公司。据李的一位同僚说，李手下的员工经常要工作到半夜甚至更晚。
银监会对于部门工作时间或者李建华的死都没做出回应。根据银监会的说法，李从来没有和同事说过自己的身体问题。
今年4月初，医生检查出他的身体有些异常状况，比如有多余的血液流向眼部。医生建议他去医院做一次检查，李笑着说自己没有时间。在中国银监会的声明中写道，他在家起晚了，“之后在4月23日凌晨工作的时候突然死亡。”当李的妻子试图联系单位告知李建华去世的消息时，她发现虽然丈夫在单位工作多年，但自己都不知道该联系谁。最后她只好找人帮忙传递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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