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巴西东北部沿海城市福塔莱萨，金砖国家第六届领导人峰会召开，“金砖”再一次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焦点和争议的概念。
“金砖”的由来
“金砖”最初仅是一个由经济学家提出的虚拟概念。
2001年（一说2002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首次用“金砖”一词概括当时风头正劲的四个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由于这四个国家英文的首个字母合起来是BRIC，类似英语BRICK（砖块）的发音，奥尼尔将这四个新兴国家称为“金砖国家”或“金砖四国”。
2003年，奥尼尔发布《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的研究报告，预言到2050年前后，中、印、俄、巴四国将取代德、法、英等欧洲国家，和美国、日本并列全球经济六强，。
按照这份报告的预言，中国将在204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印度2032年超过日本排名第三；巴西将于2031年超越法国；俄罗斯将于2028年超越德国，这样到2050年，“金砖四国”将占据全球GDP总量排名前六位中的四位，剩下的两位则为美国（第二）和日本（第四），而欧洲各国将被排除出“TOP6”之列。
当时“金砖”各国国土面积之和占世界领土总面积26%，人口占总人口42%，2000年时，四国GDP比重分别占全球总量的3.70%（中国）、2.00%（巴西）、1.45%（印度）、0.81%（俄罗斯），叠加占7.96%，但各国经济增长率都呈高速增长之势，已开始引起全球经济圈的广泛瞩目，“金砖”概念一出，立即引发广泛共鸣和热烈讨论，“金砖四国”从此成为新兴国家概念的代表。
当然，也有一派意见认为，“金砖”的高增长率，只是在原先低起点基础上的反弹，或在特定发展阶段的特殊现象，是不能持久的，“金砖”的褪色不过是时间问题，并不足以撼动G7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支配地位。
2003年高盛报告的主要观点，是“金砖”各国正改变自己的政治、经济体系，以适应并融入全球化时代，并认为这种趋势将令“金砖”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2004和2005年，高盛研究小组又两度发布“金砖”研究报告，认为“金砖”到2025年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将达到20%，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将达到40%，2025年“金砖”将有2亿人口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从而极大改变全球经济和市场格局。
但不论奥尼尔或高盛，都仅仅将“金砖”当成一个虚拟的新兴国家集合概念，奥尼尔曾经表示，这些“金砖”未来或许会加强联系，并借助经济实力的提升，寻求经济乃至政治上更大的发言权，然而高盛小组中许多人对此并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金砖”之间有太多差异——俄罗斯其实本来就是工业化国家，中国是外汇严格管制的计划经济，巴西金融业高度开放，而印度则恰相反，是国内金融、市场壁垒最多的新兴国家之一，且四国间还有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成为一个能发挥合力的实体，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即便奥尼尔后来也多次强调，“金砖”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词汇，而不是一个潜在的国家集团，更不可能对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构成挑战。
然而“金砖”的发展很快就出乎最乐观预言者的预料。
2004-2008年，全球GDP增长的44%都由“金砖”提供，而到2010年，“金砖”GDP总值占全球比重就已高达18.30%，2013年更达到21%，同年“金砖”在国际贸易总量中的比重，也达到了15.5%。也就是说，在GDP总量比重方面，“金砖”提前12年就完成了高盛2004年的预言，而在增长贡献方面更提前了18年之久。
2013年“金砖”国家的GDP世界排名，中国第二、巴西第七、印度第八、俄罗斯第九、南非第二十九，虽尚未达到奥尼尔预言中2050年时“六强占四”的水平，却已在TOP10中占据了近乎半壁江山，这和同年发展中国家GDP总量首次超过全球GDP总量50%是一脉相承的。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金砖”也以概念创造者奥尼尔和高盛始料不及的速度由虚变实，成为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经济实体概念。
从互为补充到别开生面
最初几年，“金砖”的发展轨迹是符合奥尼尔在2003年推出的《与“金砖”一起梦想》预期的：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各自扬长避短，通过与传统工业化国家间的经贸发展，在旧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各自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回报，它们在IMF和世行的发言权比重也在缓慢但切实地增长，“金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旧体系中更大话语权，及从不同层面开拓工业化国家市场上，而“金砖”之间的横向联系则聊胜于无，或者如当时许多分析家所言，“除了都有高增长率和较大经济规模外，‘金砖’间并无多少共同之处”。
然而自2008年5月俄罗斯叶卡捷琳娜堡“金砖四国”外长峰会起，这种轨迹开始出现明显改变，“金砖”们开始尝试建立“金砖”之间的“内循环”，变每个“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互补，为“金砖”内部的互补，从而规避全球性风险，并增大自身的生存力和发言权。2010年底南非的加入，让“内循环”变得更加“实在”，因为南非经济规模虽然不大，却和“金砖四国”中的三国有着层次丰富、互补性和循环性较强的交流合作基础，一旦正式融入“金砖体系”，就可以极大丰富“金砖内循环”的层次，从而进一步减少“内循环”对发达国家市场和旧经济秩序的依赖，增加各“金砖”的经济自主性，并提高各国在全球一体化体系中的发言权。2012年印度新德里“金砖”国家峰会更进一步，与会国签署了各国间本币结算和贷款业务协定，公开提出了加速改革IMF/世行机制，本着公开、择优原则推选两大机构最高领导人等共识，而德班、福塔莱萨峰会，则将金砖银行和储备基金这个新体系的基石，从虚拟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计划。
也就是说，自新德里峰会那一刻起，“金砖”的“虚变实”开始初具轮廓：一方面，仍然继续寄希望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改革，和IMF/世行体系中话语权的提高；另一方面，开始思考和酝酿“自开生面”——构建另一套国际金融架构，与IMF/世行这一现有体系唱对台戏的可能性。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nextpage$
首先，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工业化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和金融困局，原本在经济优势地位下倡导的“自由市场”、“贸易无国界”，如今却因为形势的逆转，日渐为五花八门的贸易、投资壁垒和保护主义所代替，对“金砖”等新兴国家而言，昔日曾成为其发展“助推器”的IMF/世行体系，如今却日渐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壮大的障碍。
其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美、欧、日各国为求自保，不断利用其在旧体系中的支配权、规则制订权，玩弄以邻为壑的把戏，如通过量化宽松转嫁金融风险，通过强制减记债务对包括“金砖”国家在内，对工业化国家的储蓄、投资“赖账”等等，这让“金砖”们日益感到，将自己的经济繁荣一味“挂靠”在旧秩序、旧模式上，风险实在太大。
第三，曾长期寄希望于在IMF/世行旧体系中逐步增加话语权的“金砖”们，开始对增加的速度、幅度，和工业化国家的诚意产生怀疑和不满。
正如一些分析家，如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弗拉沙德克多努索尔等所言，在大多数全球性机构中，“金砖”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在IMF和世行中都是如此，在联合国安理会也只有中、俄有相应的分量，和迅速成长后的经济实力越来越不相称，金砖国家在IMF投票权总和不过11%，而美国一国就有16.75%，欧元区则有22%，法国的经济实力远不如中国，但在IMF它的投票权为4.29%，中国却只有3.81%。金砖国家成立银行和基金的目的，是试图挑战现行国际金融秩序，因为它们对IMF/世行体系改革缓慢深表不满。
然而“金砖”未来的进一步实体化并非一帆风顺。
首先，“金砖”各国政治、经济、金融体制、目标差异很大，甚至对“金砖”的寄托和期许也大相径庭，可以在某个问题上团结、协调，却很难在大多数重大国际经济事务中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就不用说更复杂的政治问题上了。
其次，“金砖”在近几年，经济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放缓迹象：中国增长期维持两位数增长，但2013年增速只有7.7%；印度GDP增速最高达9%，去年仅5.3%；巴西GDP增速最高达6.1%，去年仅2.3%；俄罗斯最高达10%，去年仅1.3%；南非这块成色最差的“金砖”，去年GDP增速仅1.9%，甚至远远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GDP增速的平均值（5.6%），尽管事实证明，“金砖唱衰论”言过其实，工业化国家的增速尚低于“金砖”，而一些分析家认为可取而代之的“薄荷国家”、“金钻国家”、“迷雾国家”，也同样出现了相似、甚至更严重的放缓或结构调整问题，但这种现象的出现，对“金砖”的共识凝聚，对国际金融经济秩序的改革，都释放了更多“疑问手”。
此外，“金砖”之间的经济表现也出现差异化。正如一些分析家所言，中国经济走势依旧平稳，且“实际上已是真正的经济强国”，印度未来几年经济增速也有望回升，而巴西和俄罗斯2014年GDP增速可能进一步回落至1%附近。这种经济地位的分化，也会给“金砖”的实体化带来隐忧。
“金砖银行”和“储备基金”
金砖银行和储备基金，是近期和“金砖”有关的、最热门的关键词。
如前所述，金砖银行和储备基金的最初构想是2012年新德里峰会上首次提出的，之所以拖了两年才总算达成协议，关键原因，在于“金砖”们在出资比例、权力分配、银行所在地等关键问题上长期达不成一致。
自金砖银行概念提出伊始，“按GDP总量比重出资”和“各成员国分摊”两派意见便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按前一种意见，“金砖”中更有实力的国家可以提供更多银行资本金，这可令金砖银行获得更高起点，但出资多意味着股权比例高，在金砖银行中的话语权大，这对于一些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却不希望在金砖银行架构内居于他人之下的成员国而言很难接受；按后一种意见，各国出资均等，责权一样，可以减少创建阻力，实现成员国间平等，但“一家一票”的结构可能影响金砖银行未来运作和决策效率，且这样一来启动资金规模将不得不迁就最穷的“金砖”而受到极大制约。
银行所在地之争则是话语权和国家颜面之争。在本届巴西峰会之前，孟买（或新德里）、约翰内斯堡和上海都是金砖银行总部地址的热门，而更早些时候，各成员国甚至各自推荐本国城市作为总部地址候选，相持不下的结果，自然会影响银行的“准生”。
最终达成的协议采取了明显的折衷措施。
启动资金方面，采纳了“各成员国分摊”的方案，照顾了“平权派”的情绪，鉴于分摊所导致的启动资金过少问题，协议规定时机成熟时可按相同原则将资本金扩充一倍。而更具操作性和实际意义的储备基金，则采纳了“按GDP总量比重出资”的方案，基金总额1000亿美元，中国410亿占41%，印度、俄罗斯、巴西都为180亿美元，各占18%，南非50亿美元占5%，大体和金砖五国当前经济实力比重相当。
银行总部选址方面，上海后来居上成为最终选择。作为交换，约翰内斯堡被定为金砖目前唯一的“区域中心”所在地，而首任行长则被安排为印度人，任期5年，此后的轮换顺序为巴西、俄罗斯、南非，在总部选址上获胜的中国，被安排最后接任，同样，首任主席、首任董事长分别属于俄罗斯和巴西，中国则榜上无名。不难看出，这同样是折衷方案。
尽管“金砖”们表示，金砖银行和储备基金“没有和现行机构竞争的计划”，但毋庸讳言，这个崭新体系的建立，是金砖国家从虚拟概念迈向实体化的重要步骤，经济和金融上的相对独立，还将赋予新兴国家在国际重大事务中发出独立声音的更多自由。
金砖银行体系的出现，会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求发展资金，提供更多选项。正如一些分析家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对现有金融体系对穷国的苛刻要求十分不满，如IMF总是在给发展中国家的贷款中附加苛刻条件，这不仅令后者感到不公平和不被尊重，且往往使得受援国在接受援助后非但未能摆脱危机，反倒面临更多问题，金砖银行体系的出炉，无疑会受到“等米下锅”且不愿吃“嗟来之食”的发展中国家欢迎、期待。
这并不是说，现在所看到的方案就十全十美，不存在问题。如前所述，为突破僵局，迅速达成协议，各方最终选择了折衷路线，令分歧暂时被妥协所替代。但妥协不意味着完全认同，更不意味着放弃自身意见，正如一些分析家所言，各“金砖”在出资比例、权力分配等方面的分歧并没有真正消除。
不仅如此，如前所述，五个“金砖”目前经济表现各不相同，如果这种状态维持几年，“金砖”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将发生微妙变化，届时启动资金和储备基金出资比例、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力分配问题，有可能再次变得棘手。
福塔莱萨峰会的召开和金砖银行、储备基金的逐步落实，标志着“金砖”已走到发展的十字路口。根据计划，金砖银行和储备基金正式开始运作，即便一切顺利也要等到2016年，尽管某些分析师“几十年内金砖体系都不会具备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那样能量”的断语过于武断，但诚如多数分析家所言，至少在2016年之前，“金砖体系”还只是一个可以憧憬、期待的“空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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