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共“十八大”后第一位因腐败落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中国军队历史上第一个为贪腐所击倒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个人戎马生涯的卑劣收场固然咎由自取和不足可惜，但其留给执政党、社会尤其是军队组织的反思却意味深长；人们也相信，伴随着检察机关对徐才厚严重违法行为调查的深入，一系列惊天事实必将大白于世，公众在等待着法律公正审判结果的同时，也在强烈呼喊着构建根除与杜绝腐败的制度屏障。
向军腐亮剑
观察和俯瞰中共所展开的反腐版图，除了看到“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浩荡声势外，人们不难发现，在军队这个特别敏感的重点地带，中央所投入的治腐与惩腐的力量格外强大。可以说，习近平主舵中央军委的一年多来，高层整饬军风军纪的力度不断升级，范围渐次扩展，手腕日益强硬。
如果说出台反对奢侈浪费、要求禁酒的“十项规定”以及严控非军队车辆和豪华车悬挂军车牌照是属于向特权开刀的零星动作，那么2013年6月成立的全军基本建设项目和房地产资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则被外界看成是军队反腐掀起的第一场持续性波澜。中央军委确立的目标是，今年9月底完成普查任务，而且任何单位都不能讲客观、谈条件。
策应清查行动，7月底解放军四总部、军委纪委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离退休干部违规住房、用车问题清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一个家庭在同一城市原则上只能住用一处不超过本人职级标准的公寓住房，住用两处以上累计面积超过本人职级标准的应予腾退或调整”，即便是遗孀子女如已有住房也必须腾退军队房产。如果逾期拒不腾退，军方将按同地段商品房市场租金最高价格计收房租，由财务部门从本人工资中直接扣除，同时还会暂停各种服务保障，中止福利发放。看得出，针对特权现象，军委“不留死角”的强势高压姿态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罕见。
2013年10月成立的军队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被视为“反腐利器”的党内巡视制度扩大至军队的重要标志。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在对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党委班子及其成员的巡视中，巡视组发现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干部选拔任用、工程建设、土地转让、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出售等方面的诸多重要问题线索。听取巡视组的回报后，中央军委发出了凌厉的声音：坚决查处，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配合军委巡视组的行动，7月中旬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联合发布了《军队审计发现违法违纪线索移送办法》，明确规定，对审计中发现的军人违法违纪线索，必须移送执法部门查处，不得以责令书面检查、审计通报批评、审计罚款等代替。军人违法与庶民同罪，堵死了军队特权阶层游离于法律之外的最后关口。
凌厉亮剑之后的是“打虎”成果的迭出。继解放军总后前副部长谷俊山被揪出的三个月后，徐才厚落马。在建军节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开除徐才厚党籍，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法办徐才厚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彰显出中央以对腐败“零容忍”的姿态与决心，也表明中共反腐不会因为官员的位高权重而终止。“作法不自毙，悠然过七十”，但徐才厚的政治生命终结于71岁，对于腐败分子，即使是离职退休，也难逃法纪的追究。
反腐无禁区
在普通百姓眼中，军队素来以纪律严明和作风优良而著称，怎么会有藏污纳垢之地？然而，徐才厚的归案则表明，军队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社会上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也会侵蚀部队肌体，致使其发生腐败。不仅如此，军队管理机制的高度集中和封闭性还增加了军队内部监督的难度，而且长期以来中国的军队运行在媒体和公众的视野之外，这种失之监管的体制导致军中贪腐更具隐蔽性，直至酿成军队乃贪污腐败重灾区的严重后果。
退一步而言，即便是公众已经知道军队中存在着腐败，但一种可怕的主流意识是，由于历来军队以稳定为主，而且是枪杆子的代名词，没有人敢于将反腐的长矛指向部队，于是，军商交易、军政交易以及部队内部的行贿受赂、拉帮结派、蝇营狗苟等违法乱纪行为变得肆无忌惮和大行其道。
反对腐败，廉洁自律，让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地……如此之类的口号让人耳朵生茧，但过往真正的反腐更多的时候则是雷声大，雨点小，或者抓几只“苍蝇”纯粹是为了填充各级纪检和检查机关的成绩报表，或者最多杀鸡给猴看。自然，像徐才厚这样的“老虎”就可安坐军中，其在点拨军中大事时，根本也不会想到有人敢摸自己的屁股，官爵权位成为了他最强大护身符，那些所谓的“不管是谁，不管权力多大，不管位置多高……”等等震慑之类的词语在徐才厚这些实权高官的眼中，最多只能是出现在报刊或者领导报告之中遮人耳目的辞藻而已。$nextpage$
的确，多年来，被打掉的最高级的军内干部就是肖怀枢、王守业、谷俊山等屈指可数的副大军区级中将，其他如原任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的孙晋美、原任38集团军政委的邵松高、原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廖伯年等都只是正军级少将军官。由此，如同政界所谓的“刑不上常委”的传闻一样，许多民众对于军队反腐败会反到军委副主席头上多数抱怀疑态度。然而，徐才厚的落马，完全打消了舆论对“选择性反腐”的疑虑，同时向外界展示了中共高层反腐的决心。
腐败没有特区，反腐没有禁区。徐才厚案鲜明昭示，党内和军内都不允许有特殊党员，也不允许有特殊的领导干部，自然就不存在特殊领域、个别之人享有隐形的“免死金牌”。任何人，只要目无法纪与践踏党纪军规，不论其多么地位高权重，最终都逃不脱法纪的严惩。对此，党纪军规不是软约束，更不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从严治党不是口号，任何人都不能心存侥幸。
律己廉为首，治国法为先。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如果执行法律还搞“刑不上大夫”，甚至下严上宽，那就等于是执政党对法律的一种自我亵渎，依法治国就会沦为空谈。然而，从徐才厚到周永康，中央“打虎”级别不断提高，彰显出的是维护法律严肃性的决心，释放出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治国理念。作为高层反腐的标本，徐才厚决不是一个句号，周永康也决不是最后一只“大老虎”。透过中国新一轮的反腐风暴，人们看到的不只是裸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虎蝇群蚁，更能强烈感受了高层对传统反腐禁区的突破以及游戏规则的改写。
治军须从严
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军队腐败与地方腐败有着许多的重叠性。然而，由于军队的特殊地位，由于军人的特殊身份，军队腐败的危害性要比地方腐败的危害性大得多。可以说，军队腐败是最危险的腐败，军队容忍腐败就是容忍失败。
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维护和确保执政党领导地位的中坚力量，因此，军队必须对党效忠，为党奉献。然而，如果军队中出现像徐才厚这样的腐败分子，而且现在看来还不只是个案，牵涉人数众多，这就意味着军队中可能形成了一个甚至多个互为勾连的特殊利益团体，而且一旦蛆蝇成蛹化蝶，就会合拢为一股强大异己力量，它可以不服从领导与指挥，可以明里暗里阻挠改革与发展，直至挑战执政党的地位与权威。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会酿成社会的急剧动荡，甚至国无宁日。
我们经常用“鱼水情谊”来形容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其中之意就是，人民乃军队和军人的衣食父母。一方面，军队来自人民，在人民的哺育下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军队在为了人民的奉献中赢得赞誉，取得信任与支持。因此，人民不会忘记，井冈山时期就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延河边《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军人也不会忘记，苏区人民“十送红军”的大义深情，陕北人民“小米饭、南瓜汤”的养育之恩，沂蒙“红嫂”乳汁的甘甜，淮海人民独轮车推出的胜利。“人民子弟兵”、“最可爱的人”，是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所塑就，表达的是百姓对军队和军人的拥戴与崇敬。
历史发展到今天，军民鱼水关系没有改变，人民对军队的信任与尊重，主要表现为他们将军队视为自己生命与财产利益的“守护神”，这种受托关系不允许军人有任何的责任懈怠和任何的自私自利，否则就是失信于民。以此观之，徐才厚等军中腐败分子无疑极大玷污了军队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是军人基本人格与道德的沦丧，是对人民利益的蹂躏与践踏。
“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军队乃国家政权稳固之基，一国的主权与尊严全系于军队。清朝八旗军原来英勇善战、所向无敌，但后来在与英法联军的对战中丢盔弃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八旗军入关之后，不少将领参与经商，贪图享受，军队不练骑射，不务正业。70年前的中日甲午海战以北洋舰队惨遭覆灭而告终，尽管有科技落后的原因，但挪用军费的贪腐行径早已注定了清军失败的命运。民国时期的新旧军阀，也大多参与经商，每临战事，首先考虑的是保护一己私利，结果败仗连连。无数历史事实明证，贪腐是强军的天敌，腐败之军失去的是战斗之力，带来的是国土之陨。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公开表示，军队腐败的性质恶劣程度与背叛国家无异，此语值得玩味。
强国必强军，治军必从严。徐才厚的落马在彰显着新一届领导层对治理军队自信心的同时，也释放出彻底修复因为部分贪腐而受损的军队形象的信号，唯如此才能唤回人民军队在百姓心中的崇高地位。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地缘政治烽烟不断，尤其在亚太地区，美国“重回亚洲”从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展露无遗，而且以钓鱼岛为突破口，日本的安倍对中国进行战略性挑衅的行为接连不断，菲律宾、越南也在海洋主权问题上与日本战略亦步亦趋。尽管中国竭力想避免战争，但“两手准备”是必须的。看得出，时代所赋予的军队保家卫国之重任更加厚重。为此，必须在军中重拳反腐，而且军队应当走在反腐的前面，也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正气，提振士气，凝聚斗志，进而打造出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坚强军队。
构建制度堤防
“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按照中央纪委公布的数字，自2013年1月份以来，一共有34名省部级以上的干部被悉数揪出。显然，一个徐才厚的落马并不意味着可以抑制和阻断日后“徐才厚”的出现。人性的贪婪与赌性，商业经济的土壤以及监管的漏洞，还会让更多人铤而走险。因此，反腐打腐决不能搞“一阵风”和“运动战”，而必须持之以恒，常住不懈，持续高压。
就像许多贪官昔日在台上总是高喊着廉洁自律的漂亮口号那样，徐才厚也时常将治贪反腐的言论挂在嘴上，甚至也频频喊出对执政党衷心耿耿的誓言。然而，当被打回到丑陋的原形时，人们就不难发现，所有这些动听的言语只不过是腐败分子的伪装。因此，不要为徐才厚们在位时所谓的思想表白所迷惑，也不要轻信浮华辞藻背后所代表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在笔者看来，试图用某一种精神信条来达到对贪官们的自我改造，从而让他们远离腐败，这等于是痴人说梦，治理与纯洁官僚执政行为的根本在于严格的制度约束。
从担任沈阳军区副指导员开始，到后来晋升为吉林省军区政治部处长，再到后来担任陆军集团军政委，直至走进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最终出任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可以说是一路亨通。必须承认，徐才厚的步步高升也是按照一系列繁复的组织程序来进行，其间必然经过了严格的任命考察和审查，而铁的事实是，徐才厚的人生演绎了由人变虎、由小老虎变大老虎的变态轨迹。如此尴尬的结果就不能不让人对产生官员的组织程序与过程提出疑问与诟病，而消除虎患，就必须对遴选官员的组织程序进行再造与完善，特别是放大部队官员任命过程中士兵参与的民主化力量以及军中纪检组织的监督力量。
反腐等于刮骨疗毒，无疑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但更需要全面制度设计的智慧。世界各国军队反腐实践都表明，权力运行透明度越高，对腐败制约就越有力。因此，需要在军队中建立清晰和严格的军官及其家庭成员财产收入申报与支出公告制度，需要在军队中构建军费与军产使用的管控与监督制度，需要在军队中建立干部任用与晋升的民主表决与弹劾制度，需要在军队中建立起军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独立履责的办案制度，甚至可以尝试开启以垂直领导为主、直接向军委负责的纪检监察体系和办案机制。
需要特别明确，良好的制度设计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事前控制与引导，而确保制度的功效还需要执法的威力。扫描已经收监的腐败官员，数百万的贪污受贿领到的只是期限不同的有期徒刑，最多也是一个无期徒刑，只有极少数处以极刑。相比于自己贪腐时提心吊胆的日子而言，监狱中吃穿不愁的生活在不少犯罪者眼中倒也显得悠然自在，何况还有“牺牲我自己，幸福一家人”的结果值得自豪和慰藉。因此，严刑峻法，大幅提升“徐才厚们”的犯罪成本才是中国治腐和防腐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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