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公车改革的大幕已经开启。
本轮车改，坊间舆论多持乐观态度，这与过去很多地方车改方案一出台，民间马上群情激昂，表示强烈反对形成鲜明对比。
过去车改方案存在哪些问题
从1994年中办、国办颁布《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历经20年，车改一直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从各地的各种方案中，大致可以发现失败的原因。
一是车改补贴过高。比如2005年5月9日，昆明市在媒体上公开了车改补贴的具体标准：副厅级官员月补助1800元；正处级实职官员月补助1500元；副处级实职官员月补助1300元；正科级实职官员月补助1000元；副科级实职官员月补助800元；科员、办事员月补助500元；工勤人员月补助300元。
而在那个时候，昆明市失业工人每月最低生活保障费为210元钱，每月最低工资也只有470元。这个方案出台后，市民一片哗然，表达的主要意思只有一个：支持公务用车改革，但补贴太高，不能接受。
其他省市的改革方案，也多存在补贴过高问题，多遭到类似质疑。此外，在领取车改补贴的公务人员内部，也有人质疑为何车贴按照官阶，而不是按照工作需要发放。
二是公众对车改方案的制定者不信任。公众的不信任，源于公众的日常观感。2011年11月，公众发现天津滨海新区塘沽交警支队使用一辆宝马警车。据了解，塘沽交警支队下辖6个大队，警用车辆50余量，一般以丰田花冠为主。而该款宝马警车报价在27万至36万元人民币之间，其独特的外观、灵巧的操控性能和出色的安全性，赢得不少年轻人尤其是女性的喜爱。但其高昂的购车费用、狭小的车内空间和较高的油耗水平，作为公务用车尤其是交警用车，还是让许多人感到不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表示，“公车也是公款消费，如果仅让有权享有公车的人来主导改革，很难解决根本问题。”
三是很多官员采用变通方式使用公车，也使公众对公车改革前景悲观。比如2013年1月，陕西白河县委书记被知情人士曝出配备百万豪车，座驾超标五倍多。记者后来了解到，该县县委书记郭德林乘用的大众途锐越野车，所有人为白河县一家民营企业，被曝光时，违章次数已达80多次。白河县宣传部人士称，该车系从企业“借用”。
本次车改背景大不同
十八大以来，“八项规定”的严格执行和之后比较猛烈的“反四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很多人的观望态度。尤其是去年以来在反腐败斗争中，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老虎”、“苍蝇”纷纷落网，社会上已经对反腐败形成一些初步共识，不合理的既得利益不是碰不得，改革恐怕迟早是要来的，其中就包括公车改革。
动真格的“反四风”和高烈度的反腐败，不仅触动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实际利益，也触动其“灵魂”，不管他们是否心甘情愿，以往那样公开的特权横行已经大为收敛。中共中央反腐败、整顿官员作风的持续强势，打压了观望者的侥幸心理，同时通过舆论监督和造势，提升了公众对“这一次的改革将动真格”的期待。
明眼人是能够认清反腐大势的。这种对大势的基本判断，大大减小了公车改革的阻力。一定意义上，是否拥护中央公车改革方案，至少在利益相关的公务人员那里，已经成为检验政治觉悟高低的标志之一。
而比起前几年很多地区的车改试点，中央这次给出的“公车特权赎买价格”其实并不高，但刚刚“对照检查”完自身存在奢靡之风的官员，谁还敢口出异议，改革的成本因此大大减小。
像公车这样，触动官僚队伍中坚部分利益的改革，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气候做衬底，否则很可能怪话连篇。同时，此事也说明，从顶层设计上打破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格局，对一些老大难的行政体制改革来说，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过也要注意到，本次中央顺利出台车改方案，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地方车改已经在很多省市铺开。
据2013年底不完全统计，已有14个省区市的部分县市实行了公车改革试点，尽管改革效果评价各异，但从节约地方财政开支角度看，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如此多的地方已经实行车改，至少使改革对象知道，改革系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而且各地在车改中已经取得比较多的经验教训。在新方案推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纰漏，均有预案应对，让人觉得这次所制定的改革方案不是向壁虚构，而是经过了反复调研，成功的把握性很大。$nextpage$
改革具备物质条件
不能说所有阻挠改革的目的，只是因为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一个原因，原因一定是多重的。过去车改不成功，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一般普通家庭没有轿车，取消之后，给工作造成很大不便。而这些年来，轿车进入普通百姓家庭，为车改奠定了物质基础，助推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近年来，中国私家车拥有量呈爆发式增长。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私家车保有量达8507万辆，比10年前增长13倍。近两年来，私家车数量仍以年均1400多万辆的速度增长。全国来看，平均5个家庭有一辆私家车。
虽然暂时查不到公务人员家庭私家车拥有量的数据，但2011年《解放军报》曾报道，广州军区某部49%的干部家庭拥有私家车；南京军区某部干部私家车拥有量年递增率超过16%。从这些有限数据，可以推知，公务人员家庭私家车拥有量应该不低。
其实在很多地方，公务人员开私家车上下班已经很常见，新的改革方案中发放车贴，正好可以“私车公用”，使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公私两便，何乐而不为？
改革难题的解决，有时候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这是一种通过发展来解决改革难题的思路。有的问题，无论怎么改都不令人满意，但是通过增量的财富积累，可以逐渐熨平尖锐矛盾，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三农问题十分严重，主要原因是贫困的农民还要上缴数额庞大的“三提五统”与农业税。负担过重，导致农村社会矛盾异常突出。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家财政收入逐渐充盈，为取消农村税费甚至对三农实行财政补贴创造了条件，三农问题相对缓解。
这次车改方案也是如此。过去的车改方案中，其中一种反对声音便是担心，在财政负担过重的前提下，还要给公务人员发放数额不菲的车贴，会加剧社会矛盾。到今天，国家财力可以用赎买方式，支付改革成本，换取公务人员对改革的支持。对大部分公务人员来说，改革并非利益剥夺，反而从改革中得到了实惠。
车改失败的隐患能否排除
本次车改显然吸取了过去中央和地方车改不成功的教训，特别在“公务用车纪律检查和审计”环节，设置了六个“不得”的防范性措施。
第一个“不得”，各部门各单位不得以特殊用途等理由变相超编制、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
第二个“不得”，不得以任何方式换用、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车辆。
第三个“不得”，不得接受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赠送的车辆。
第四个“不得”，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用途使用或固定给个人使用执法执勤、机要通信等公务用车。
第五个“不得”，不得以交通补贴名义变相发放福利。
第六个“不得”，公务人员不得既领取公务交通补贴、又违规乘坐公务用车。
可以说，上述六个“不得”所描述的腐败，都是各地车改后，反复集中出现的问题和难题，刹不住这六个“不得”，车改一定失败。
这就要看纪检监察机构负责任地对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是否能够及时纠正和查处上述违纪违法行为。审计部门的工作也很重要，除了要对公务用车改革情况进行监督，还应该对改革后公务用车配备和运行维护费用、交通费用进行审计。
最终结果如何，要看两个悬念的答案。一是纪检监察工作和审计工作是否能够持之以恒地进行。在现有体制下，他们的工作效能如何，往往与党政一把手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如何让他们长久地负起责任，需要看进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进行得如何。第二，腐败总是会突破既有范式。只有保证六个“不得”无法突破，车改才能彻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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