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周永康被查消息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吸引注意力时，人们可能会忽视了，这场“反腐风暴”除了周姓特大老虎，进入高官行列的大老虎更是层出不穷。
7月30日，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证实，辽宁省政协副主席陈铁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按程序办理。
这是对7月24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的回应，那天的消息称陈铁新正接受组织调查。不到一星期，这位官居副省级的政协副主席就正式落马。
十八大以来，至少有10位省部级以上的政协高官落马，其中以政协副主席居多。共有广西、湖北、湖南、陕西、山西、安徽、天津、辽宁八省（市）政协副主席共9人落马。如果把范围扩大，算上省级以下的政协，那么在地方各级政协副主席位上落马的官员数量已达25人。
当然，在这份长长的名单上，还要添上位居副国级、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的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
人民政协并非国家权力机关，尤其是政协副主席，被人们视为“闲职”。如果列举一位政协副主席的“权力清单”，你可能看到类似的表述：分管经济委员会、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工作，联系致公党省委会、九三学社省委会工作。换言之，从行政权力上看，除非有政府兼职，一般来说政协副主席只能管到政协内部事务。
然而，“闲职”副主席为何成为了“危险”角色？省级政协副主席纷纷落马有何玄机？这必须从他们落马时扮演的角色之外来看。
落马副主席均属中共界别
从省级政协副主席的来源看，大致从两个渠道产生，他们对应的政治面貌，可以分为中共人士和非中共人士。
政协所在省市的省委会推荐若干中共界别的现任或离任地市级干部，担任政协副主席，对被推荐者来说，是他们行政级别上升的机会。多数被推荐的中共界别政协副主席，都是一种退居二线的安排，也有少数政协副主席仍然留有实权——如正接受组织调查的天津市政府副主席武长顺即兼任该市公安局长一职。
而对非中共界别的政协副主席，理解起来就简单得多。从中央到地方，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主要领导人，以及无党派人士、科技界、社科界、经济界、对外友好界、少数民族界、宗教界、特邀香港人士、特邀澳门人士等界别有声望的人士，都有机会角逐这一副省级职位。
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级政协副主席，则都属于中共界别人士，担任政协副主席是他们从实权岗位过渡到二线岗位的体现。
如这一轮政协副主席落马潮中，较早被调查的广西省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文革期间从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开始，历任副县长、县委书记，以地级的贺州市委书记职达到权力巅峰。从2008年开始李达球进入政协工作，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届政协副主席，还兼任了自治区总工会主席，获得连任后才成为了省政协常务副主席。
实际上，也有政协副主席虽然当上了这个“闲职”，却没有放下手中实权的例子。除了上文提到的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武长顺，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陈柏槐落马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省农业厅厅长、党组书记。他从革委会农办干部开始，一路在农业系统任职。
也有落马官员是在兼任党政实职和政协副主席一段时间后，退出党政官员序列，成为专职的政协副主席。2013年12月落马的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2013年1月在衡阳市委书记任上成为省政协副主席，4月卸任市委书记职务后，成为专职的政协副主席。他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即是在长沙举行的中央宣讲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报告会上，以省领导身份出席。
韩先聪在安庆工作了9年，其中2年市长、5年市委书记，近十年经历换来了“安庆十年无作为”的“韩大嘴”称号。他在当选省政协副主席时还兼任着政府秘书长，负责处理省政府日常工作，还分管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不过在担任了省政府秘书长一年后，就退出了政府职务，以政协副主席身份担任科协主席。
政协副主席为何落马
正因为上述落马政协副主席都由实权岗位转任而来，甚至落马时都没有卸任实权岗位，与其说他们以政协副主席的身份落马，更应该说他们以原任或现任实权职务身份落马。
现任实职岗位的政协副主席，多因为在长期任职的政府所属部门一把手或党政一把手上，利用职权违法犯纪落马。
兼任农业厅长的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落马时，中纪委公布消息称，他违规批准下属单位向有关房地产企业非法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其亲属收受巨额财物；道德败坏。为此，陈柏槐在被移送司法机关前，还要经过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的“双开”处分。
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祝作利2014年2月落马时，兼任省发改委主任、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有消息指祝作利担任陕西发改委主任期间，涉及多起超百亿元能源利益输送问题。祝作利曾在会议上称，发改委几乎每天都有项目审批，掌握着上百亿、数十亿的资金审批分配权。
属于已经退居二线的政协副主席，他们落马的原因则为了“旧账”。
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在上任之前，曾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书记、湖南衡阳市和邵阳市市委书记，担任过三地的“一把手”。在这三地期间的“不作为”成为了童被起诉的罪名，玩忽职守罪。
当然，也不排除即便已经退居二线，仍然利用过去的关系网络谋取利益的情况。检察机关在对广西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的起诉书中，不仅提到他担任贺州市委书记期间涉嫌违法犯罪，还指出他利用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便利，“为他们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贿赂”。
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先前曾任山西省发改委主任，其在任期间正是煤炭产业发展的快速时期。一位山西省政协委员的曾说，“当时外省抢着要煤，这个指标如何分配有很大利益。令政策作为发改委主任，权力是很大的。”
即便在卸任之后，令政策还兼任山西省总规模100亿元的能源产业基金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该基金的分配与投资。当年山西掀起煤改飓风，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山西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5万亿，但资金缺口超过3000亿，其中有一半涉及煤炭业整合、发展的资金缺口。令政策任副组长的这一基金，就担任了重要角色。
为查办而“带病提拔”
在9名落马政协副主席中，多位人士任职一年左右甚至不到一年就落马。如果组织部门不信任一位官员，但是纪检机关一时没有查到相关证据，采用这种表面上提拔实际上削权的方式，也能防止他们继续利用实权造成更大的腐败。
刚被免职的辽宁省政协副主席陈铁新2013年1月卸任朝阳市委书记后进入政协，到2014年7月被查，在政协任职时间不过一年多。和他堪称“难兄难弟”的是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韩先聪，2013年1月当选后，也在次年7月落马。
同在2013年1月当选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的祝作利，待在政协的时间更短，在2014年2月就落马了。
在政协副主席这一副省级岗位上时间最短的是童名谦，他在2013年1月当选，同年12月落马，在任时间还不到一年。他因“玩忽职守罪”被起诉时，监察机关提到他在衡阳市选举省人大代表前后，接到存在送钱拉选票问题反映后，未采取有力措施深入核查、制止拉票贿选行为蔓延，致使选举发生严重贿选，在选举后未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这场当时震动全国的人大代表贿选案后，童名谦没有立刻得到处理，但是卸任市委书记并担任没有实权的政协副主席后，终究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
2014年7月20日落马的的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武长顺，未能同其他公安厅（局）长一样，进入政府副职序列，于是“曲线救国”，担任政协副主席，以此来解决副省级待遇。天津警方有关人士解释，其实这种安排已经说明了中央的某种不信任。
反腐学者王明高认为，将某位官员安排为没有实权的“政协副主席”，有时也是避免打草惊蛇的权宜之举，给查办带来机会。当官员还在一个地方任职时，查案比较有难度，人走了就好查了。
但对于政协系统的官员来说，他们希望组织部门摒弃上述的“潜规则”，防止这一做法进一步影响政协声誉，“犯的事情与政协无关，但骂名却让政协沾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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