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组织部长成重要晋升台阶
在中共的权力架构体系中，组织部门肩负干部人事、组织建设两大重任，是最重要的党务部门之一。去年6月下旬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亲自出席，并强调，组织部门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职能部门，要着眼于党的事业发展需要选人用人，公道对待干部，公平评价干部，公正使用干部。
正由于组织部门的特殊重要性，执掌一省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长，本身也就成为晋升要职的热门人选。在现今中国政坛，北京市市长王安顺、西藏党委书记陈全国、宁夏党委书记李建华、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魁、湖北省省长王国生等，都有担任省委组织部长的经历。随着前些年省委“减副”，省委专职副书记被认为是仅次于省委书记、省长的“第三把手”。在全国范围内，像柯尊平这样由组织部长晋升专职副书记者，多达9位。北京吕锡文、上海应勇、江苏石泰峰、河南邓凯、新疆韩勇、内蒙古李佳，都与柯尊平一样在本省内就地升迁。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中国发起第二轮国企私有化
中国正在推进新一轮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比起近20年前具有开创性的首轮私有化，这一次地方政府想要利用负债累累的国有龙头企业筹资会比较没有市场。当时，在“抓大放小”口号下，数千家经营不善的中央和地方性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或者破产清算。业绩较好的国企则进行改组，或者部分上市，筹得数千亿美元资金。这种情况在2003年发生了改变，当时中国政府变得不愿意放弃业绩不良的国企。中国在2008年实施了经济刺激措施，这种宽松货币政策，加上要求国企通过投资支持经济的政治指令，对国企资产负债表造成了冲击，削减了资产回报率。
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正在推动新一轮私有化进程。出售国企的股权会帮助政府偿还超过2.9万亿美元的债务，这个数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8%。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中国教育失误的原因在教育理念
中国的教育完全功利化了，可以说是功利主义横行肆虐，包括国家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当年毛泽东提出的中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它的着眼点，不是在培养人，而是在技能上和智力上进行强化训练，培养为国家服务的机器；从个人和家庭来说，是为了找一份能够挣大钱的好工作。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直到今天，这一方针不仅没有受到质疑和批判，反而在继续贯彻实行，而且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公开、越来越严重，以至在坚持政治挂帅的同时，又来了个分数挂帅。教育尚未摆脱政治的控制，又落入了金钱的奴役之中。
中国的教育思想专制主义盛行。教育思想的专制主义，实际上是奴化教育、蠢化教育、毒化教育。学生成了学习的奴隶，习题的奴隶，老师的奴隶，考试的奴隶，教辅书的奴隶，甚至出版商的奴隶。老师、家长都受到思想专制主义的残害。
大公网：解放军反对“政治自由主义”
在全球信息流动剧烈激荡的今天，在很多人眼里，中文甚至已经是一种“分裂”的语言。特别是当境外媒体普遍关注的、具有指标意义的执政党文件中使用的语言，跨界向外部流动时，语言的鸿沟就不可避免的带来误会。因而对党报内容的理解不能望文生义或者断章取义。比如媒体热传的解放军“坚决反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语出自最近解放军总政治部印发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宣传教育提纲》。官方媒体解放军报在8月11日的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个文件的精神。
需要注意的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官方中文里，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是有很大区别的。近年来，“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军方内部话语体系里，含义是稳定的——与其说是一个向外宣示的意识形态选择，不如说是一个执政党加强内部约束的纪律要求。这里的自由主义，指称的并非任何学术思想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而是对党内纪律“散漫自由”的自由主义。
联合早报：反腐败与中国第二次政治革命
中国的政治正处于一个转型之际，如果现在的腐败政治生态得不到改变，就可能出现三种恶劣的情形。第一，政权逐渐演变成右派专制统治，即经济寡头顺利地转型成为政治寡头。第二，政权逐渐演变成民粹主义，即政权失去基本的合法性，老百姓起来造反，再次出现革命性的政权。第三，政权演变成右派民粹主义，即寡头政治和社会力量结合起来，类似于今天的乌克兰的情形，一个寡头，一个政党，各政党鼓动自己的支持力量，互相恶斗。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也会出现这三者恶性循环的状态。
反腐败依然任重而道远。中国需要以大规模、持续的反腐败运动为契机，确立新的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如果成功了，人们可以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政治革命”。
人民日报海外网：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邓小平？
如果以时间的长度和出现的频率对比，历史上以“改革”著称的人不算多。在中国传统的史书里，“祖宗成法”是最高的政治正确，因此，“改革”的人，往往评价都不甚高，甚至非议颇多。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始终是中共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对于邓小平，疑义就少得多，少数人将改革开放引发的种种腐败、社会矛盾归咎于邓，这当然是不合理的。从历史的演进看，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虽然产生了不少新问题，但终究会在继续改革中得以化解。邓小平理论，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探索思路。只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何的探索都是值得欢迎的。邓小平开放的理论体系，给后人的改革，提供了无限可能。这也是邓小平留给后人最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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