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电视剧对陈景润有几处着墨，给人的感觉是他原来处境不好，直到1977年夏天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才得以改善，真实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陈景润研究数学的才华，五十年代就得到了华罗庚的赏识，从中学调进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其论文《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在1966年已经完成。1973年，他又实现了这项成果的改进。２月份，他感到身体不适，在去医院的路上遇到中科院数学所业务处处长罗声雄。陈说：“最近，我完成了对猜想的证明，论文也写好了，你看怎么办？”罗问：“论证过程有问题吗？”陈说。“绝对没问题。但是我担心没法发表，即使发表了又会挨批。”罗声雄为人仗义，就和本所乔立风共同起草了一份题为“数学所取得一项重要理论成果”的简报，越过数学所，直接送给了中科院领导。地质学家武衡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他看到简报，赶到数学所，当着该所党委书记的面说：“单是陈景润有论文不敢拿出来的事，就应该向总理反映。”那位书记说：“陈景润的论文能不能发表，要经全体群众讨论通过。”武衡随后在全院大会上不点名地表扬了陈景润，说：“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当时新华社女记者顾迈南在场，从一位局长口中知道这项成果的创造者是陈景润。第二天，顾迈南来到中关村，通过中科院数学所采访陈景润。时已暮春，陈景润还穿着厚厚的棉裤棉袄。旁边的人说，陈景润患结核病，长年发低烧，所以穿得厚。顾迈南用了一个星期，找陈景润和乔立风等人访谈，写了两篇内参：《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和《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刊登在直通高层的《国内动态清样》上。
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回忆：1973年３月底的一天中午１时许，江青起床以后，洗漱，吃了早点，照例到办公室看文件。她在我给她挑选的文件中看到一份《国内动态清样》，内容是对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有重大贡献的陈景润极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情景。他住在只有６平方米的小小房间，屋内的光线非常暗淡。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只有４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工作时把被褥一起翻起来，当桌子用。由于房间潮湿、阴暗，空气不流通，很污浊，陈景润患了肺结核。喉头炎严重，咳嗽不止。还经常腹胀、腹痛。江青看完这条消息以后，立刻打铃叫我。我进入她的办公室，看到她拿着一块小毛巾正在抹眼泪。她用哭腔对我难过地说：“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陈景润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过了几天，江青又打铃叫我。我到她办公室后，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说：“你再看看这份《清样》，现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我接过一看是关于陈景润情况的那份《清样》，发现上边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江青说：“你看完了吗？”我说：“领导的批示我看完了。”江青说：“姚文元‘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你给迟群打个电话，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这是他负责的领域。”
3月25日凌晨３点，迟群和武衡、顾迈南、协和医院张孝骞一行人，登门看望陈景润，把他接到清华大学，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由张孝骞等大夫给他作了体检，让他住进了解放军309医院。随后，陈景润的论文，以最快的速度在《中国科学》英文版16卷第2期上发表。
从此，陈景润得到重视。周恩来提名他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并由时任副总理的华国锋落实。胡耀邦到中科院主持工作期间，曾想为陈景润调整住房。邓小平在1975年9月26日听取胡耀邦、李昌、王光伟汇报时，插话提到陈景润，说:“像这样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不久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成为典型人物的陈景润难免随波逐流，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度引起争议。上级需要科学界的代表时，优先选择了同样创造了国际认可的学术成果的杨乐、张广厚。
邓小平1977年9月19日和方毅、刘西尧等人谈教育战线上拨乱反正问题时，提出要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半个月后，中国科学院宣布，将陈景润从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杨乐、张广厚从研究实习员提升为副研究员。以后，又决定每月发50元津贴，使陈景润的月收入从89.5元上升到149.5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文学》编辑部邀请作家徐迟撰写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隆重推出，风靡全国。
1978年，邓小平和陈景润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见面。以后，还多次关注过陈景润配秘书、加薪、提级和改善住房问题。
陈景润的研究属于纯粹数学，是一个极为专门的学术领域，和经济、技术发展没有直接关系，和公众的日常生活也没有直接关系。在文革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前期，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大面积停顿，重新和国外同行接触时，落差极大。只有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少数科学家，其成果得到国际同行的好评。这些信息反馈回来，使他们得到政坛高层的格外关注。他们便身不由己地成为科学的某种符号。
中国的科学工作者视学术研究为畏途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物质条件也今非昔比，但在学术与权力、学术与金钱的关系上，又处在新的迷茫之中。创造健康的科学研究环境，仍然需要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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