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地方为何超编多配副秘书长?
今年以来，虽有多地对政府副秘书长进行“瘦身”，但各地副秘书长的超配依旧很是普遍。事实上，对于“政府副秘书长”的职数配备，早在2009年中央便已发文明确。但在编制管理缺乏刚性依据的背景下，面对地方超编冲动，中央红头文件也败下阵来。
由于地方政府局长、县长职数有限，副秘书长一直都被作为干部升迁、解决职级的平台。而各地也乐于以“需要任命兼职副秘书长，专门推动信访工作、统筹政府机关事务管理、负责当地中心工作、解决急难险重问题”为理由，增设政府副秘书长。因此，在实际定编中，不少地方“三定”方案所确定的政府副秘书长职数多于政府副职。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宏观经济失衡的体制探因
高速扩张期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然而也存在各种矛盾积累发酵的问题。从宏观经济与政策视角观察，受五个环节因素作用，宏观失衡逐步形成发展并派生后续调整的客观要求。因此有必要分析早先时期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发生机制和影响，才能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意义上，更好地理解目前中国经济推进改革紧迫性调整的必然性。
五个环节因素及其联系可表述为：要素价格没搞对是起点条件，货币总量难管好是关键因素，通货膨胀摁不住是直接后果，宏观调控宽泛化是政策效应，深层改革难推动是体制结果。
海外网：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倒逼国企改革
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正在进行，目前上海、北京、广东等15个省市已明确出台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多地在方案中提出，将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企领导薪酬水平，并明确了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的时间表。
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还能对国有企业形成倒逼机制，优化国企盈利模式，提高竞争力。国有企业利润留存比例过高，容易导致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国有资产布局分散、战线过长等问题，削弱国有企业竞争力。通过减少国家企业利润留存比例，增强国有企业的危机感，促使其更多地转向外部融资，减少浪费和遏制盲目投资，进而创造有利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大公网：什么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
中共高调纪念了邓小平。对中共来说，政治人物的纪念，从来都是“古为今用”的。邓小平是中国第三波现代化的主要奠基者。他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可用一句话概括，扭转了国家的发展方向，使中国和世界主流文明接轨，走向正途。
目前这波现代化化已经进入了它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阶段。这条不同于西式的发展道路是否走得通，现在下判断言之过早。但要实现这个阶段的改革目标，唯有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赋予社会和市场更多的自由、民主、法治权重。这也是邓小平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政治遗产和启迪，同时也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
联合早报：中国强力反腐有利于健全市场经济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关键，是建立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在市场经济的产生、成长与成熟的过程中，政治权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保障和促进市场机制的发育，为市场竞争提供良好的制度性保障。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不断走向成熟。在中国，政治权力对市场发育的影响更大，因为没有西方民主国家的权力制衡机制，中国的政治权力若运用得当，具有很高的效率；若运用不当，则损害市场发育。近年来，关于警惕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呼声屡有所闻，说明权力的不当使用，对市场机制扭曲的严重性。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必须从净化市场环境、建立以法治与信用为保障基础的市场秩序等方面着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反腐具有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完成市场转轨扫除障碍的作用。
新京报：涉腐官员自杀能否“一了百了”？
对于自杀官员是否贪腐，有关部门需要给公众一个清晰响亮的答复。官员贪污腐败，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利益，是作为纳税人的公众的集体利益。宪法赋予了人民作为监督主体的地位，尽管官员自杀了，但民众仍有权利弄清楚，究竟是谁侵蚀了自己利益。而国家机关也有义务清楚，所属工作人员是否真正做到了清廉从政。
而且，有些腐败案件是集体窝案，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难道只有官员受贿，而没有行贿者？倘若因为某位自杀官员的生命终结而停止调查，将所掌握的案件线索统统“清零”，就意味着对贪腐行为的放纵，更会无形中损害法律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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