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底单独访问了蒙古。这是他独访韩国之后又一次仅对一个国家的正式访问。对于蒙古这个广袤辽阔的内陆国家来说，中国国家元首时隔11年的造访绝对称得上是一件大事。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国家首脑“带”去的各类援建大单、商贸协议、采购合同……就像久旱草原的及时雨，滋润着蒙古的发展血脉。
蒙古于上世纪20年代独立后，由于种种原因使得该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变成了苏联的实际上的附属国。就连传统的蒙古文字也被当局完全废止使用。从此之后，蒙古文就成了一种以俄文字母作拼写、以蒙古话作语音的古怪文字！
蒙古人本来就对自己长期以来处于红色殖民地的境况十分不满，加之上世纪末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狂潮的到来，蒙古的愤怒冲动与热情，如五味神火被一同点燃。全国上上下下恨不得把苏联人留下的一切在一个早晨都扬弃得干干净净、化为灰烬！列宁像被推倒了（其实细究起来，在列宁母亲的家族还曲里拐弯地有几分蒙古血统呢）。象征蒙苏友谊的各种解放纪念碑、胜利纪念塔、苏联红军烈士碑等，不但统统推翻，就连苏联帮助修建的铁路线也早就被废弃。摆脱了俄国人并没有使蒙古国摆脱贫困。这个国家的贫困和基础设施的匮乏，其严重程度真的是十分惊人。您见过香烟不是最少以20支一盒来销售，而是一根一根来卖得吗？蒙古国烟民就享有这种“方便”。而且就在它的首都乌兰巴托。我在蒙古第二大城市歇脚时，曾抽空逛了逛它的超市，里面的食品除了罐头就是罐头。新鲜蔬菜少得不能再少。整个大超市只有一小筐土豆可怜巴巴地摆在地上！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绝不会相信自有生以来会遇到这样的路况：在近30天的乘车中，我们几乎就没有走过一条正经八百的公路，即便是最简单的沙石土路都没有。所谓的路其实就是用指北针确定方向后任由汽车在草原上的自由闯荡，真真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笔者有个习惯，就是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必去参观该国的国家博物馆。到乌兰巴托，自然不会例外。然而，尽管是上午10时进馆，却不得不经历一场“博物馆之夜”：就在我兴致勃勃欣赏着一件件文物和展品时，突然全场一片漆黑，停电！我听见身旁一个苍老的女声在用英语惊慌地叫喊。“Don’tcry，please！”我一边劝慰，一边拉着她向远处微亮处慢慢踱去。好不容易出了博物馆大门，方知停电是因为刚刚下了一场雨。谁知，新的麻烦接踵而来，就是这场最多不超过二、三十分钟的中雨，竟让乌兰巴托成了泽国，到处是奔涌的雨水，困在路旁的行人只能无奈地耸肩摇头……
市政建设和基础设施的滞后与落后，不但让我们这样的外国人感到头疼，就连常住的本地人也觉得无法忍受。当天晚上，蒙古各家电视台都在不约而同地强烈批评市政府的失职与无能。画面中男女市民情绪激昂，出镜的政府官员在理屈词穷地争辩。想到常被中国公众抱怨的各大中城市不尽如人意的城市排水系统，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面临这样严重的经济与发展问题，蒙古政府难道不为此心急如焚吗？看到自己的近邻——中国通过市场化改革取得的巨大进步，蒙古国的决策者和当家人难道不希望搭上这样的高速列车，利用本国的丰富资源，换得必要的技术与资金，尽快改变面貌吗？
当然希望，而且客观上也有急切的需求。事实上，自毛泽东周恩来时代以来，中国对蒙古国的经济援助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在蒙古首都至今还有一座与北京的百货大楼一模一样的商厦。当我真的看见它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沿着大理石台阶拾级而上，就像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北京的王府井。为什么会有如此逼真的仿制呢？事后方知，这座商厦并不是蒙古的仿制，而是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中国建筑工人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蒙古首都按照北京百货大楼的规模式样“全盘照搬”给兄弟蒙古国人民的！
再譬如，举行重大国事活动的成吉思汗广场也是胡锦涛任国家主席时期中国政府援建的。怪不得广场周围的华灯与天安门广场的华灯毫无二致。而蒙古牧民最为青睐的摩托车和各种家用电器也大多是中国制造。尽管如此，中蒙经贸关系并非一帆风顺。种种政见歧见甚至偏见，形成了阻碍中蒙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障碍，也使得蒙古国公众求生存求发展的期待屡屡受挫。笔者以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两个大障碍就是蒙古公众执着的“资源民族主义”和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坚守。
也许是出于对原苏联掠夺蒙古自然资源的极度反感和高度警觉，今天的蒙古国公众对本国自然资源的出口态度变得十分谨慎。就连一位女议员提出应修建一条横贯东西，穿越全境的铁路，以结束蒙古无全境铁路的历史时，都遭到了举国上下的强烈反对。表面上看，是人们担心蒙古遭到第二次掠夺。而更深刻的原因，则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潜意识在暗示他们：贸易必将推动市场化，市场化必将导致社会化，而社会化大生产将使他们祖辈所固持的游牧生活万劫不复！
我在蒙古人视为“圣迹（成吉思汗生前到过的地方）”的肯特山和山下宽阔的草原牧场见到过不少西方人。有德国人、丹麦人、还有从澳（大利亚）新（西兰）来的旅客，他们或数人同行，或一个人跋涉。而且有相当多的是骑马而来。当我问到他们是否觉得这种骑马而行的方式过于“艰难”时，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否定的。各国驴友会大声地告诉你，体验和享受这种原生态的生存方式，对被“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折磨得快要发疯的西方人来说，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蒙古人当然比西方人更为欣赏眷恋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我同行的阿来，是个具有蒙古血统的美国人，他就十分羡慕今日蒙古知识分子、艺术家的生活：在乌兰巴托城里有一套房子，同时在郊区的大草原有一座蒙古包。夏天就住在蒙古包里，煮奶茶、吃烤肉。如果退休，除冬季，更是长期在那里“蜗居”。阿来甚至在有意无意当中还会由衷地向往牧民依水草栖息、随季节游走的生活。这种热爱草原、热爱大自然的民族性格难道应该受到指责吗？我有时也在这个问题上觉得颇费思量、甚至犯点迷糊。
也许，正是这些不应指责的精神羁绊，使得蒙古的生存发展之路出现了选择与抉择的艰难。成吉思汗，曾经在800多年前，在人类的冷兵器时代用马刀弓箭打开了一条通向全世界的大道。有学者甚至认为，他开创了一个染着血色的全球化时代。今天，成吉思汗的后代，你们是想在这个由核能、太空、信息、生物工程与新能源科技构成的时代，再次策马扬鞭，飞驶大地？还是只想在这片地球上最后的天然花园里充当孤独的守望者呢？蒙古的好邻居——中国在期待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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