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泉(中)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学一度中兴，富于时代精神的好作家好作品争先恐后，争奇斗艳，背后则是一批有胆有识的编辑家的发现与担当，李清泉就是其中的一位。
李清泉是江西萍乡人，1918年生，1936年结识中共地下党员傅大庆，在贵阳参加革命。1938年赴延安，成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第一期学员。毕业后，他任鲁艺研究室创作员，延安大学教员，抗战胜利后到东北任哈尔滨三中、七中、哈尔滨师范学校校长，五十年代初任冶金部东北工业会议统计专科学校校长。后来要求从事文学工作，调北京担任《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在他主持编务期间，推出过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等文坛瞩目的新作。1957年因“反党反周扬、为丁陈反党集团鸣冤叫屈、发表毒草作品”三条罪名，打成右派。当时他十分绝望，几乎想自杀。因为孩子年幼，才打消了这个念头。1958年，他被降职降级，调哈尔滨市文联工作。妻子马玉如是陕北人，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时在北京任《大公报》党委办公室主任。六十年代初有一段要清理北京人口，凡丈夫在外地工作家属在北京的，要求随丈夫迁出北京。马玉如带着几个孩子在北京生活，《大公报》人事部门把她列在外迁名单中，准备调她到《黑龙江日报》工作。《大公报》党委书记常芝青知道这个情况后说：“马玉如不是家属，是我们的骨干。”让她和孩子们留在北京。当时，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李清泉的右派问题，给马玉如带来很大精神压力。李清泉摘帽后，她产生了离婚的念头，写了离婚协议，李清泉不得已也签了字。但报告送到常芝青那里，他不同意，不批准，维系了一个家庭的完整，也给李清泉在北京留了一个可以落脚的窝。
哈尔滨市文联比较松散，没有什么硬任务。每到冬天，李清泉都可以回北京住三、四个月，和孩子们围坐在火炉旁，吹口琴、拉小提琴。粉碎“四人帮”以后，政治气氛走向宽松。从1977 年到1978年，李清泉每年在北京都能呆大半年。他经常步行到天安门一带转转，也去看看境遇相同的老朋友，打听政治方面的消息，准备写申诉材料，要求平反。
1978年4、5月的一天，他从西单走到六部口，看到一个大门挂着北京市文联的牌子，门口没人管，就进去了。恰巧遇见三十年代的老熟人雷加。他同雷加相识于武汉，后来雷加到晋察冀根据地慰问，又与他相遇；在延安，他们在一起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可谓彼此知根知底。雷加这时主持筹备恢复北京市文联。他对李清泉说，你就在我们这儿干吧，《北京文艺》现在没人管。李清泉说：“工作关系呢？”雷加说：“干起来再说，慢慢调嘛。”这样，李清泉右派尚未改正，也未恢复党籍，就成了《北京文艺》编辑部的实际负责人。没有正式任命，没有正式头衔，但编辑部的成员对他都很尊敬。
当时《北京文艺》最年轻的编辑是章德宁。据她回忆，李清泉来了之后，坐在办公室沙发正中间，不说通常的空话、套话、废话，只讲到以后稿子怎么给他，程序如何。之后，他也很少谈业务以外的事，没有组织过政治学习，也没有做过表面文章。和编辑交往，就是谈稿子。他会到你的桌边，问你在看什么稿子，编什么稿子，手头有没有好稿子，或者告诉你，去找谁约稿。
当时共青团十大召开，一些反右中落马的“归来作家”成为列席代表。章德宁趁此机会到会上去约稿。她约到王蒙的稿子，李清泉马上决定发表。王蒙推荐了南京作家方之。方之手里有一篇小说《内奸》，给过其他杂志，都不敢用。章德宁觉得这篇小说不错，但她不能拍板，得拿回去向领导汇报。方之说，那你就先向领导汇报。如果领导觉得可以，我再给你。章德宁赶快向李清泉汇报。李清泉让拿回来。这篇小说突破了此前流行的“三突出”原则，拍板有风险。李清泉拍了板，安排在《北京文艺》1979年第3期，发表后影响很大，很快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当时很多稿子，如果不是李清泉，是发不出来的。需要胆识，也需要艺术眼光，李清泉两者兼备。他主持刊物以后，改变了四平八稳的局面。汪曾祺的《受戒》，艺术风格与众不同，表现了对人性解放的向往。有人认为不能用，没有阶级性。李清泉表示：“可以用嘛。”作品发表，使汪曾祺再度进入创作高峰期。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正面写了婚外恋，编辑部里有不同意见。有人怕发表了会形成对婚外恋的鼓励，有人出于对张洁个人隐私的保护，怕给她带来麻烦。最后李清泉力排众议，决定发表。他的理由是：这篇作品对于净化爱情是有好处的。
他经常组织编辑部讨论作品。有时一篇小说，大家要传看一遍，每个人都写上自己的审稿意见。有时为一篇作品，全编辑部的人坐在一块儿讨论，他让每个人都发言。他希望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用这种方式达成艺术共识，确立《北京文艺》的艺术标准。一些优秀作品发表之前，他已经预测到会产生什么影响，或同期配发评论，或刊后重点评论，他会提醒责编找人写评论。他的智慧还体现在如何把明珠安排在适当的位置。比如《受戒》，他就安排在第四条。把合乎主流的东西放在前面，降低刊物的风险。李清泉还提出，对有潜力的作者实行“集束手榴弹”的办法重点培养，推出了一批能够引领风骚的作家。
他敢于担当。有些名家或领导人的稿子质量不行，需要退稿，编辑感到为难，李清泉就亲自写退稿信，得罪人的事，由他来做。有一位作者是杂志社的老朋友，对杂志做出过贡献，但投来的稿子不好用。李清泉明确表示：“对作者的报答，可以用其他方式，不能用发表稿件来交换。”他坚守艺术准则，主张好稿至上，尽量减少政治因素和人事因素的干扰，编辑部形成了宽松民主的艺术空气，奠定了健康的办刊伦理。因为《北京文艺》每期都有好作品，就吸引了更多好作品涌来，成为当时文学界公认的名刊。文学界也传出他是“中国文坛第一编”的美誉。
《北京文学》声誉高了。1981年，中国作家协会提出让李清泉回到《人民文学》任常务副主编。他当时想，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于是接受了调动。谁知到了《人民文学》，婆婆多了，并不像在《北京文学》好干，他的一度辉煌就此划上了休止符。1983年，他改任鲁迅文学院院长，后在这个位置上离休。
李清泉活到92岁逝世。作为文学编辑家，他一生中最得心应手的时光不过两三年而己。即使短暂，也是因为个人把握了时代提供的机会。前些天，书法家林鹏先生对我说，春秋战国、明末清初、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类似文艺复兴的时期。我想，七八十年代之交，也是一次。当时，王纲解纽，政治领域的旧秩序维持不下去了，新秩序还没定型，便给新思想新文化留下了破土而出的良机。这才是李清泉在《北京文艺》一展身手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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