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几位央企负责人已经二十年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初接触他们时，他们都年轻、风华正茂，工作很有魄力，对事业的执着令人印象深刻。他们能眼含热泪地讲述企业奋斗史，也能激情澎湃地介绍自己的事业与国计民生甚至国强民富如何休戚与共。那时的他们即便不都是理想主义者，至少也都充满了理想。
而后来的他们，又是个啥样子呢？二十年过去，他们现在都升为了国企高管。由于中国国企、央企的特定性（地位、制度与对资源的垄断配置权力），他们在经济上成了收入丰厚的“老板”，在政治上又是享有特权的“高官”。一来二去，便逐渐“找不到北”了。张口闭口都是他们对国家做出了如何巨大的贡献，其骄横之态恣狂之气，俨然一副旧中国江浙官僚买办资本家之形象。所不同的是，他们还有着各种显赫的社会头衔：企业家＋领导干部＋党政一把手＋或全国或地方的各类先进人物＋某社会公益或慈善事业的代言人＋人大代表及政协委负等等。不过，在我看来，真正能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社会地位的，还是他们与普通中国公众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尽情挥霍却无人问津的奢华
你可能想不到，他们可以在某星期天去专门观看一场世界顶级的汽车拉力赛；可以飞到外国去为某个自己喜欢的足球队加油；可以用几百万元人民币买一盏硕大的水晶吊灯悬挂于公司的门厅；可以把企业公司的年会“搬”到全世界的风景名胜地去开；可以与家人一道在夏威夷的海滨戏水、在别墅里“发呆”；可以在托斯卡纳的阳光下与葡萄园的主人对饮；可以与犹太富翁一起身穿燕尾服披上红授带出席慈善晚会；他们更是毫无例外地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国外或学习深造或择业就业换取“绿卡”。他们为了赢得好名声，捐款赞助是家常便饭，甚至为了保持与政策权力的畅通，还要短期或长期地向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变相行贿。虽然他们所属或所管的企业经营状况并不总是看好，有的还到了年年报亏损的程度。但是他们的薪酬却每年都在增长。一位在重化企业当头头的朋友坦承，十年之内他的薪酬从每年30万涨到60万，再涨到去年的120万。至于说到职务消费，那更是无法一一计算。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海了（即无边无际的意思）”！
我“有幸”去过一家央企的“培训中心”参观。真的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其规模、奢华和园林艺术水平虽然不能与欧洲古典的皇家花园媲美，但绝对比中国公众常去的什么“人民公园”等等要强出若干倍，也比一些“土豪”级民营企业家搞的私人会所更大气、更豪华、更有档次、更具洋范儿。宽大安静考究的中西餐厅，单人双人的土耳其浴、芬兰浴、玫瑰浴。湖泊、假山，珍贵的花木、婆娑的树影。一尊尊汉白玉或大理石的西方古典人物雕塑错落有致地安放于林间路边，湖水两岸……
看到这些央企国企“老板”们不加节制的奢华，看着他们精心保养的面容和正在发福的身躯，我常常会有一种十分奇怪的联想：当他们星期五或星期六从北京飞往南方只为打一场其职务消费“允许”的高尔夫球时，他们还是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建设者吗？当他们把自己写的劣等歌词与巨额的“赞助”支票同时递给交响乐队，或者干脆把某女歌手也一并送去时，我会想，这些仿照旧式军阀唱堂会捧戏子的人，他们手把拳攥的央企国企究竟是共和国的擎天柱，还是某些个人或既得利益集团的摇钱树呢？公众、舆论、有良知的专家学者为此痛心疾首多年，大声斥责也已经多年，但他们、他们的上级主管却都佯作不知，种种批评，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中共“十八”大之后，特别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泥牛”终于有了音讯。在“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等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制度设计当中，在大力倡导廉政反腐对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强大舆论压力之下，在反对奢靡之风已成正面气候的大趋势里，2014年8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和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事们开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意味着自中共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之后，既针对制度，又第一次明确针对某一利益群体的改革。诸君知道，惟有此种改革才算得上“真刀真枪”！
据知情人士披露，目前对央企主要负责人的薪酬调整方案已经草拟完毕并开始征求意见。在这份计划草案一个重要内容是，央企、国有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不能超过年薪人民币60万元。除此之外国有企业负责人再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一律坚决根除。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央企改革的确已进入到触及利益的实质性推进阶段。表面上看，“真刀真枪”的直接目标是央企负责人的薪酬与职务待遇；深入地看，则是指向了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严重的分配不公，以及渐趋扩大的贫富差距。其实，正是“万般宠爱集一身”的央企国企所代表的制度性的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以及它们不断加剧的趋势极有可能会激起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从而断送中国36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
从顶层设计中清除滋生腐败的机制
也许正是从这种基于忧患意识的判断出发，中国执政党决策层才果断地从四个方面对央企国企负责人的收入、消费行为进行了严格限制：之一，规范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这其中对金融与实业央企的薪酬水平的调整将是一大看点。无论如何，不可再出现最高近千万最低仅数千元的怪现象了。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下面的三班斧。即之二，对中央企业负责人公务用车、办公用房、培训、业务招待、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通信等设置上限标准。之三，严禁公款用于个人支出。包括企业按照职务为企业负责人个人设置定额的消费。之四，取缔企业用公款为负责人办理的各类商业服务，如理疗保健、运动健身和会所、俱乐部会员、高尔夫等各种消费卡。严禁用公款支付应当由个人承担的消费娱乐活动、宴请、送礼品及培训等各种费用，坚决制止与企业经营管理无关的各种消费行为。正是这种以履行公共职务为名而产生的“职务消费”早已成为假公肥私、穷奢极欲的“提款机”，不少负责人的“职务消费”不是以企业的合理支出为标准，而是在企业财力允许范围内设置“职务消费”的最大值。正因有了这种坏制度、错制度的保护，才有前文提到的央企国企老板尽情挥霍却无人问津的咄咄怪事！
习近平多次强调，改革要以问题为导向。作为国家主人的中国公众，作为纳税人的亿万众生，也是从上述的各类被“禁止”的问题中才第一次较全面地知晓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中国，那些其资源完全属于全体人民所共同拥有的央企与国企，他们的负责人竟会有如此之多的、花样翻新的办法去近乎掠夺式的占有公共财富！
而更为令全体纳税人感到不解、感到愤怒的是——在中国的央企中，一些公司高管的薪酬的高低与公司业绩竟然无关。即便是公司出现大幅亏损，业绩持续下滑，甚至到了股东常年零分红的尴尬局面，高管依然稳如泰山，薪酬非但没降，反而还呈现跨越式增长。这是企业吗？从“老板”花钱如流水般随意，这些央企简直就像是私企；但从效益高低与薪酬无关这一点来看，这些央企国企就是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这就从另一个角度有力地证明，对央企国企的薪酬待遇的改革，其实就是对国家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就是要对全民所有的各类资源配置权力的科学合理地确定，就是要从顶层设计中对滋生腐败的制度环境和体制因素加以清除，就是要使全民财富和代表人民管理这些财富的人都能回归其本质特征和出始之原点。
尽管人人知道“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毕竟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尽管中共对这项改革态度非常坚决、针对性也很实很强，并充分考虑到国情、行业的差别，但央企国企能否闻风而动，是否会从此消极怠工，国人依然在拭目以待。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