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反腐与选贤同步
当舆论还停留在王岐山是否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说过“以后你就慢慢懂”时，他治下的中共反腐系统继续“南征北战”，接连打掉多个重量级老虎，而与打虎同步的则是多省常委会的密集调整。反腐和改革被认为是“习式新政”的一体两翼，反腐清理队伍，打破利益障碍进而推动全面改革。如何选拔出德才兼备的改革生力军，填补改革领导队伍的遗缺，成为中组部等干部选任系统的当务之急。
有进有出，本轮由反腐和补缺为主调的人事调整，成为2013年换届后省级常委序列变动最密集的一次。梳理近日人事变动发现，这些干部调整以空降、同省或同系统调任为主，60后居多、年富力强、具有高学历，多数都从基层干起，并无“裸官”。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中国如何治疗“国企病”？
中国正在掀起新一波的私有化浪潮，但精简臃肿的国有部门的努力，将面临那些获益于旧有增长模式的人的激烈反对。国企改革遭遇政治阻力不是什么新鲜事。1998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启动改革，使国企员工人数从1997年的6600万缩减到2004年的4000万，数千家亏损国企被清算或私有化。然而，那些改革是在局面已经不可收拾的情况下才发生的。到上世纪90年代末，发放给亏损国企的不良贷款已经使得银行体系在理论上资不抵债，即便国有集团仍在以补贴的形式从中央财政拿走巨额资金。
现在，国企不再会引发可能导致经济和金融迅速崩溃的严重危机。相反，国企的问题更像是得了慢性病，它们拖累了增长，但还不足以让人们产生紧迫感。国企改革是中国改变增长模式的整体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摆脱以债务驱动的投资和资源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主导的模式。
京华时报：山西官场地震叩问官商交往之道
权力腐败，总会有载体。要么是资源配置，要么是行政审批，抑或是其他什么渠道，有权力把守的地方，就会有腐败的因子蠢蠢欲动。这种时候，要么是权力主动寻租，要么是权力被诱惑腐化，或者是双方你情我愿，以成腐败之滥觞，不能不令人嗟叹。
习近平去年曾谈到官商交往要有道，要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这无异于官场箴言，对于山西的落马群蠹来说，当是醍醐灌顶之言，是否直到落马之际，方悟官商交往要有道？设若划定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不该拿的不拿，不该要的不要，保持距离、相交如水，又怎会滑入腐败泥淖而不能自拔？然而，透过诸如此类官商勾结、官商合谋，以及权力乱伸手、在资源配置中起一言九鼎式的作用，我们不能不看到，腐败要治本，还需从源头上切断乱伸的手。
大公网：中央巡视组的高效率折射了什么
中央巡视组的高效率折射出的不仅是地方纪检监察机构的低效率、公信力低，而是由地方利益链所导致的对地方的不信任。正是由于地方利益链，致使政策执行中的“肠梗阻”普遍存在，“政令不出中南海”，申诉、控告、举报类“信访”居高不下，成为各级检查层出不穷的根源，也是级别越低公信力越差的重要原因。正是如此，“打通最后一公里”，成为时下最热的“词”，也就是各地要消除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障碍，消除职能转变、作风转变、思想转变上的“末梢堵塞”。
显然，地方利益链是形成“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因素。中央巡视组巡视之地无一不反馈干部选拔任用中的问题，或“不够规范”、“不够严格”或“不够明晰”，或拉票贿选，或带病提拔，或“买官卖官、跑官要官”。“下管一级”的干部选拔任用管理体制导致的权力、权利集团及其相关方的形成，不恰当的集体荣誉感导致的地方、单位保护主义抑制了对本单位丑陋现象的揭露且失去了对公平、正义和真相的追求，催生了“最后一公里”的“末梢堵塞”，也是“肠梗阻”形成的重要驱动力量。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中国经济需要何种政策组合？
中国经济必须防止过分失速的风险，在降低经济增速目标、约束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同时，决策层可以考虑更加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应该走到前台，扩大透明的、数目字管理的中央政府财政赤字，缩减不透明的、分散的、地方政府管理的“隐形财政赤字”（IMF语）。
扩大的财政赤字应该主要体现为减税，对中国而言，这可能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扩大赤字、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货币政策则应提早考虑降低存准率、政策利率，以求释放能够提供给民营经济的融资资源。自然，最大的难点还是改革，尤其是对政府自身的改革。强化对地方政府、国有经济的约束，设计一种约束方式，而不是依靠货币政策来约束，是上述所有措施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
新京报：遏制警察“家丁化”
遏制警察“家丁化”也应双管齐下。一方面，要让地方主要党政领导的“绝对权力”变成“相对权力”和受制的权力。让他们对地方的人事权，不能随心所欲地“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一些警察主动媚上，是因为靠上了“大树”就好乘凉。没有升迁或自保等利益诱惑，又哪会有造假案作假证这样的献媚——作为警察，心里都清楚这些勾当的严重违法性。
另一方面，还在于司法对警察作假的究责机制太过宽容。不久前轰动全国的“念斌案”，辩方律师直指该案为当地警方炮制的“假案”，且列举了警方涉嫌造假的诸多证据材料，但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有关检方对涉嫌严重犯罪的警察展开调查。个中原因，当然不是警方的行为还未达到立案标准，而在于对警方涉嫌违法的调查本就存在“启动难”，更别说后面的“立案难”、“调查难”和“执行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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