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采用虚实相间的方式结构剧情，设计了田志远、夏默两个高级干部为邓小平的助手，并设计他们的儿女田源、夏建国、夏建红及其男友刘金锁分别成为北京四五运动、知青逃港、1977年高考、云南知青争取返城、安徽农民包产到户、北京创办个体饭馆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主角，这样编剧固然可以节省演员，但与历史真相距离不小。其实，在当年的历史转折中，这些活动都是由某些有名有姓的人物承担的，他们虽是生活在基层的百姓，其真名实姓，还是值得历史记下一笔。
18户农民立约包产到户的事件，发生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当地农民在人民公社年代吃尽了苦头。1958年大跃进以后，170多人的小岗村在困难时期先后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后来，全村粮食产量徘徊在3万斤左右，每人每年才能分到100多斤粮食，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农闲出去讨饭是常事。1978年11月24日，又到了种麦的时节，小岗村20户农民中的18位，聚到村西头严立华家，商量明年怎么办。他们最初打算分成两个组，不合适又分成四个组，还不合适又分成八个组，最后决定干脆包产到户。年长者知道包产到户的风险，提出如果干部倒霉怎么办？大伙儿讨论决定：“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当时，他们从孩子的作业本上撕了一张纸，写了一纸契约，每个户主都签字按手印。内容是我们分田到户口，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如不成，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娘养的。生产队长严俊昌事后回忆，我当时的决心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就满意了。一个月后公布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有关农村政策的口径还是“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可见小岗农民包产到户，的确存在政治风险。
当时18位农民签名画押的契约原件没有保存下来。后来有关部门意识到这份文书有特别意义，让小岗村农民重新写了一份，两位没有出席会议的农民也补上了名字。所以现在被存入博物馆的契约有20个人签名，他们是：关庭珠、关友德、严立付、严立华、严国品、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严宏昌、严美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
其实，包产到户并不是小岗农民最早发明。从50年代，到60年代，有合作化的同时几乎就有了包产到户，各地农民和农村干部多次尝试打破大锅饭分田到户，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因素而被扼杀。为此挨整挨批的干部不计其数。小岗农民的特殊性在于，他们的尝试处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最终有惊无险，成为中国农村新政的先声。在这个过程中，县委书记陈庭元、地委书记王郁昭、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先后以不同方式支持过小岗农民的尝试。掌权者的担当重要。没有这份担当，农民也没有机会证明大包干的优越性，没有机会证明这样可以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和收入水平。小岗村试了一年，就改变了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窘境，不但交足了公粮，而且家家余粮吃不完，全村的粮食产量从3万多斤提高到十几万斤，人均年收入从22元提高到400多元，农民有财力盖新房，购买农业机械和手表、电视机等消费品，告别了讨吃要饭的屈辱生活。
小岗农民冒险一搏，并不是出于多么崇高的理想，而是绝境求生，为了满足人生最低的物质需求。他们普遍文化不高，上学最多的副队长严宏昌不过中学程度而已。1977年恢复高考，他们并非参与者。更不会在他们身上发生成绩优异而中途弃考的传奇举动。当地公社干部，也不会发生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又主动放弃的惊人之举。当时上大学不需要交学费，有全额助学金，毕业后就是国家干部。电视剧把小岗的故事和恢复高考嫁接在这一批人身上，就显得太勉强了。
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悦宾饭店是1980年9月30日开张的，店主是刘桂仙和他的丈夫郭培基，地点在中国美术馆对面的翠花胡同里，郭培基原来是北京内燃机厂炊事员，刘佳仙也当过厨师。他们有四子一女，老大是知青，在外地，老四和老五待业在家。当时老五从广播中听说外地出现夫妻店的新闻，勾起了开个体饭店的想法。他们向工商局申请开业用了两个月，时间虽不算短，其实相当顺利。区工商局作保，让他们从信用社得到500元贷款开业，粮食局和官办的饮食服务公司，也特别批准他们采购计划供应的食材。东城区政府把他们当作正面典型。还曾想安排刘桂仙担任区政协委员，刘未敢接受。第二年春节，陈慕华、姚依林两位国务院领导登门拜年，表示支持。
在京的外国人对他们兴趣更大。外国驻京新闻记者纷纷采访报道。美国大使馆专门来悦宾饭店包桌吃饭，他们画了地图，标明从使馆区到悦宾饭店的路线，分发给其他使馆。每人10块钱的标准，使他们不知配什么菜是好，因为当时砂锅白菜豆腐一毛九，炒肉丝五毛六，油焖大虾才两块四。
郭培基、刘佳仙夫妇开个体饭店，也不是出于惊天动地的宏大理想。他们说，就是穷怕了苦怕了，想生活得好一点，同时给两个待业的儿子谋生路。后来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中有10个人相继下岗，悦宾就成了一大家子人的饭碗。
和中国农民重获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的艰难过程相比，中国市民重获餐饮业经营自主权，意识形态方面的阻力小得多。所以，悦宾饭店的知名度也远逊于小岗农民。农村触动体制的举动为何风险更大？或许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强烈的农业社会主义情结，所以在毛泽东时代农村一有风吹草动，格外敏感。有学者认为，万里之所以敢于在安徽突破禁区，支持包产到户，可能与他建国后直到主政安徽前不曾分管农业有关。这种看法是否有几分道理？可以留待方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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