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9月18日，则是日军占领东北的“918”事变83周年。1945年的这个时候，中国人民经过整整8年——如果算上“918”事变，就是整整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全面胜利，为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举足轻重的巨大贡献。
纪念这场可歌可泣的伟大抗战，从中汲取面向未来的真正的经验教训，在动荡不安的当今国际秩序和东亚政治格局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正视历史才能解决问题
在纪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周年之际，我们尤其需要严谨地看待历史，同时慎重地拿现实与历史作类比。中国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古训，但简单的类比却并不值得推崇。
对于各国的鹰派而言，“战争不可避免”论是赖以生存的理由。但事实上，就像历史从来都不会重复一样，战争也从来不是不可避免的，认为战争无法避免的观点能够成为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我最想说的一句结束语是：事在人为，直到今天，东亚和东海的未来命运依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这需要我们拥有足够的胸襟与智慧。
由于近年来中日因钓鱼岛、靖国神社、日本教科书等问题陷入频繁的纷争，许多人发出了要“正视历史”的呼吁。
这当然是一种正确和重要的意见。不过，要“正视历史”，就必须确立一个基本原则：历史是一门科学，我们的确能够从中获得面向未来的启迪，但我们决不能把它降低为一种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工具，更不能把它用作培养仇恨意识的宣传鼓动机器。
自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抗战最后胜利，期间中日军队之间发生了多少战斗？每一场战斗都是谁在打？双方的伤亡情况如何？相对于单一的日本侵华军队，中国复杂的政治势力各自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国老百姓与日本老百姓在这场战争中又各自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整个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所有这些历史问题，都有待于一一厘清，而惟有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谈得上分析和总结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教训及其对当代的启迪意义。不过，由于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以及大陆与台湾两地的分治对立，历史学术的政治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底部，因而上述这些问题在许多当代中国人脑子里是含混不清的——多年以来，他们被灌输的只有对这段历史的立场，却没有关于这段历史的真正可靠的知识。
今天，趁着两岸关系的持续改善，加之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在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去政治化这方面作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条件越来越好，空间也越来越大。
对于意识形态的主管当局而言，他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自信心，相信还原真实历史并不会导致天下大乱。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敢和不能正视这段历史，我们怎么能够要求他人去正视这段历史呢？
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面对几近沸腾的东海和南海局势，在今年1月举行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漫不经心地将当前中日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比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英德敌对关系，在一个异常敏感的时间段上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尤其值得注意的时，这恰好发生在安倍自己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严辞谴责日本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当口。
将今日的东亚局势比作100年前的欧洲，还是比作80年前的东亚，实际上并不重要。如果撇开中日两国的相互指责，更中立客观地回顾70年多前的那场战争，应该可以得到以下这些可靠的教诲：
首先，现代战争中，大国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迅速地低成本地战胜另一个大国。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军全面入侵中国。当时的日本军部在制定作战计划时乐观地认为，自己可以在两个月内拿下整个中国，随后便可腾出手来从事新的扩张……但后来的历史让他们大开眼界，广袤的中国就像一片沼泽地，将100多万日本现代化精锐部队死死地陷在其中，消耗了日本军国主义最大的资源。
作为被侵略者，在8年抗战中，中国军民死亡超过2000万人，其中仅正面战场上牺牲的国军将士就超过300万人。反观侵略者日本，尽管战场基本上都不在其本土，但在整个二战中日本全国共死亡约310万人，军人战死逾200万人。尤为令人铭记的是，自核武器问世以来，日本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遭受过原子弹攻击的国家。$nextpage$
第二，当今世界的许多局部烽烟已经表明，今天的全球均势和平与70多年前的欧亚大陆一样脆弱，甚至更加脆弱。试图玩弄战争的“边缘政策”的都是自作聪明的危险之举，一些政客总是自信满满地认为，他们能够很好地控制住矛盾摩擦的节奏，以一些小规模的冲突来牟取政治利益，同时避免发生大规模全局性战争。但事实上，任何一次哪怕再小的擦枪走火都有可能失去控制，引发连锁反应。而一旦局势进入战争的逻辑，就很难再停下来并从中抽身。这一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反映得尤为明显。
第三，虽然安倍晋三的比喻既不符合实际，也不负责任，但他还是说对了一点：紧密的经贸关系并不一定能阻止国与国之间爆发战争。一战前夕，世界第一海上强国英国和世界第一陆上强国德国彼此互为最大贸易伙伴。1914年，一战主要参战国的经济依存度高达10.3%。，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数额的相对比率甚至超过了2000年的水平！但遗憾的是，经济上的互相依存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加剧了冲突。二战之前的中日经贸关系、文化交流也同样极为密切，但它也没有阻止战争，因为这加剧了日本对中国的觊觎。
现实也的确如此，若以国家为单位，目前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这种紧密和繁荣的贸易关系，并没有能够防止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持续恶化。
第四，德国与日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悲剧对所有新兴大国的崛起之路都是一种警示。这两个在现代化道路上异军突起的后起之秀迫切想要成为全球帝国，这意味着全方位挑战既有的世界秩序，并取代英国和美国的地位。但它们既不知道如何一步步做到，又急于求成，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实现自己的全球梦想。这样的崛起之路只能越走越窄，最终走向全面摊牌，给自己和全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一场文明的竞争
今年又逢中午甲午战争120周年，年初以来，全国各地各界人士都围绕这场拉开现代中国帷幕的耻辱战败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纪念，其热度持续至今。这倒的确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从更高的层面反思中国和东亚近现代历史的绝好机会。
如果1840年的鸦片战争敲开了古老而封闭的中国和东亚的大门，并在这个已经成功运转了一千多年的秩序上钉下了一根楔子的话，那么，发生在两个东亚民族之间的这场甲午战争就是这一看似完美无缺的“天下”秩序的掘墓者。可以说，甲午战争，是庞大笨拙的“前现代”与野心勃勃的“现代”之间的一场不期而遇。甲午战争以后，以中原华夏为中心的东亚“等级”秩序彻底崩塌——“天下”从此让位于“国家”。
国家与主权的概念本身，对前现代的东亚来说，其实是极为陌生的，因为这里千百年来一直被另一套截然不同的秩序所支配。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东亚的宁静以及属于它自己的秩序，也泊来了有关民族国家的观念。然而，东亚的各个不同部分回应这种来自西方的挑战时，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并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径。
日本是整个亚洲（甚至是非西方世界）第一个完成现代化（西化）的国家，它的成功迅速、全面而令人难以置信。相比之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却要艰辛曲折得多。
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一直就是中国现代化的领路人和主要策源地。中国近代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戊戌变法被扼杀以后，改革派人士流亡的首选之地便是日本，其中包括我们现代人如雷贯耳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事实上，他们“变法”的灵感与楷模也正是日本明治维新体制。而在先后领导中国现代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中，有过求学日本经验的人占了绝大多数，甚至连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本身都是1905年在日本成立的。
客观地说，我们不能不公正地把这种赴日取经潮视为中国的“先知先决者”们的单方面努力，如果没有日本朝野各方面的热心襄助或配合——尽管这么做的目的可能很复杂，至少不像表面上那么高尚——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日本又曾是中国现代化之路上最凶残的敌人和最艰险的障碍。1895年的甲午战争，使晚清积30多年之功的洋务运动的所有物质和精神成果毁于一旦；而1937年的全面侵华战争，更是将整个中华民族推向濒临亡国的绝境。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日本，中国人也许还要再过很多年才懂得去追求现代化；但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绝不至于如此艰难迟缓。日本还是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动力，这种民族主义主导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日本过去曾是、现在依然是、甚至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继续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面镜子。
从甲午海战到今天，120年就这么匆匆流过。今天的东亚已经不再是百年前那个西方帝国主义上演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的竞技场，如果一定要说东亚和整个世界仍然是一个大舞台的话，那么舞台的主角正在和已经重新回到东亚民族自己身上。
环顾世界，今天的许多地方已经走过现代，渐渐走进后现代。而后现代社会的许多迹象，我们其实已经能够在日本这个国家身上清晰地看见。相信去过日本、近距离观察过日本社会的中国人，对此应该大多有深刻的印象。
那么，对于至今仍挣扎于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而言，新的时序落差又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这种时序的落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世界的理解偏差，在19世纪末，我们输掉了一场野蛮的战争；在21世纪初，我们不能再输掉一场文明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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