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鼓点紧敲，贪官接踵落马，毋庸讳言，时下的高压反腐在“打虎”节拍中不断被导入高潮，反腐也是当下舆论空间里的热门议题。剑指贪腐，快慰人心，但对整个社会而言，享受反腐快感无可厚非，但更重要的，是深刻剖析贪官的复杂人格，找到防微杜渐的钥匙。
前不久的《学习时报》上，就刊登了一篇题为《关注领导干部生活状态》的文章，通过翔实的调查，还原部分贪官的真实生存状态，解析其落马的细微原因。开篇语发人深省:一边是工作上的废寝忘食，一边是生活上的贪污腐化，这是目前中国相当一部分落马官员“双面人生”的真实写照。文章还分析了贪官的很多易被忽视的状态，如家庭生活常一团糟，在子女成长中角色缺失，异地任职动辄引发家庭危机，频繁在外就餐产生的影响等。
比起绝对臧否的群像勾画，抑或是止于快慰的情感宣泄，解剖落马官员这一标本，无疑更具意义。毕竟，贪官们是内嵌在问题制度之中的，也是畸形生态的一个个“原子化映射”，所以在发现问题后，与其对着笼统的“体制靶子”扫射，不如在对贪官“双面人生”等现象的剖析中追本溯源。
“矛盾体”的官场样本
说起“双面人生”，让人想起一句口号：执政以廉为本，为官以勤为先。勤与廉，本应是官员评价体系中最重要的两重考量因素。可揆诸眼下，部分官员勤政是做到了，却倒在了廉政的坎上。他们工作上废寝忘食，堪称勤勉；生活上却贪污腐化，逾越底线，最终仕途也为之断送。
如此“双面人生”，绝非个例。像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在任期间，就曾因能干而广受赞誉，因工作雷厉风行而被人信服。据了解，他曾对辖下的西湖区范围内每块土地的面积，都能随口报出。可到头来，“能吏”外在改不了其“墨吏”的本质：他利用职务之便，贪渎两亿之多，也因此被称作“许三多”。还有南京原市长季建业，也是“两面”的典型：他被公认为工作效率高，擅长快刀斩乱麻，像玄武湖、中山陵免费开放，都是其手笔，但实干的另一面是不遵循程序，还涉嫌受贿犯罪等。
看似“鞠躬尽瘁”，玩的却是勤“捞”致富那套；看似“工作模范”，却被查出是巨腐大贪。这类官员，不啻为“矛盾体”的官场样本。他们也用现身说法，给人们普及了辩证法的道理：看人别只看“第一眼感觉”。很多贪官的仕途轨迹，都是多条线展开的，我们切忌只看到金玉其外那一面，价值判断被一叶蔽目的成见遮蔽。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说到底，对官员贪廉的盖棺定论，不能因其“勤”就贸然得出，而应深究细探、谨慎考量。
要知道，“勤”可能是政绩驱动或良心促动下的履职自觉，也可能是种应付督查、敷衍民意的表面功夫。有些官员认真奋发，是本色化呈现；有的示人以勤，则是种假面演出，意在给自己抹上一层保护色，以遮人耳目。应看到，很多贪官东窗事发前，都是台上高唱反腐，常摆出勤政姿态，可台下却在暗角里行蝇营狗苟之事。工作上不辞辛劳，不过是生活上贪污腐化的外在伪装。
在此情境下，纪检监察部门在对官员干部进行监管时，也应跳出狭隘视角与表象窠臼，不能被某些官员身上的闪光点蒙蔽，而忽略了对其深层全面的考察评估，应以从严之态执纪执法，把好廉政审查关口。
“双面人生”背后的畸形生态
对那些“双面官员”，确实应增强反腐嗅觉，但比对这类贪官每案必究更重要的，是将监管端口前置，这也需要建立在对部分贪官“双面人生”的深刻洞悉上，毕竟治病下药还须对症。
对某些官员的边干边贪，舆论将其称作两搞现象，即一手搞工作、一手搞腐败。“搞”工作若能多些实干成分，倒也不失为好事。但时下很多贪官的“勤政”，其实是假动作，因为在政务环境日渐透明的语境下，公众固然无法借助财产公示制度等一眼看出有些官员是廉是腐，可这份监督焦渴却能转移到对慵懒散的纠察上。为避免留下把柄，有些贪官也就摆出勤政的POSE，营造廉政假象。
当然，有些贪官起初也确为工作狂人，魄力与能力兼具，他们会走向腐败，某种程度上，与补偿心理有关：自认为劳苦功高，而既有的薪酬待遇与之不对等，所以信奉“贪字诀”，以此来填充自己的胃口。对这些贪腐能吏，不少地方采取的态度是“忍其贪，用其能”。只要他们政绩突出，就在对其的考评和选任中予以照顾，而不会在收到举报或涉腐线索后循迹严查。
也正因个人的价值偏差，加上组织的驯化不强，有些官员才会陷入“双面”的分裂。可也应了解到，官员也是人，他们无法摆脱现实环境、社会观念水位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官员的AB两面，其实也是角色混沌的投射，是染缸式官场生态裹挟下的必然。
比如说，在传统吏治观念中，法与德在官员评价体系中的优先次序是倒置的，对官员的现实评判，总是重政绩而轻程序。许多“模范干部”，脸谱都是“忘我工作、呕心沥血、不计一己之私”。相较之下，遵守法律规约的标准，反而被忽略或遗漏。当这套体系植入某些官员的价值观中，他们难免会疏于以法自律。
再者，官员两面性也会受制于官场气候。当一些官员的工作需要在推杯换盏中搞定，需要在交际应酬中去构筑人脉网络；当他们常年都在外忙活，与亲眷劳燕分飞……不着家的节奏，与公款消费撇不清干系的工作路数，难免会将他们推向“感情溜号”，奢靡腐化的境地。
权责不明晰、脱离正常人的生活状态……也正因这错位的评价标准与病态气候的诱导效应，有些官员才会出现行为失范：勤则勤矣，却胆敢触法违纪。“工作废寝忘食”，是迫于无奈；而“生活贪污腐化”，则是“无奈”对换之下的底线下移——没办法，人在江湖身哪能由己？设若你处在逆淘汰的官场环境中，濡染的是小圈子文化与站队技巧，若不同流则可能受排挤，你还能全身而退，出淤泥不染？
让制度的确定性成为解围支点
对许多“双面贪官”而言，工作勤奋与生活腐败也构成了某种反向拉锯。他们受困于此，跟“多面”的制度环境不无关系，最终也得向制度的确定性求解。
打个比方，对官员的评价体系能与反腐指向更具契合度，在注重能力的同时，也别忘了对其清廉度的考察。实质上，现在对官员也不乏约束措施，如民主测评、绩效审计、任前公示等等，但其动辄沦为走过场，无法成为衔接反腐和人事评价机制的粘合剂。
要改变的不只是评价标准。相关调查指出，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公务员比，中国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几乎是最长的。这也让很多官员的其他社会角色，因职业原因而弱化。对应的，公务员薪酬改革如今还在设计阶段，待遇跟劳动强度的挂钩仍缺乏制度依托。在此情况下，贪腐或许也就成了其不平衡感的转向宣泄。
基于此，有必要从制度改进着手，除了薪酬匹配外，还要促使官员向正常人状态的回归，或者说是公务员职业属性的归位。譬如说，要着力明晰岗位职责，平衡权责关系，规范职务设置和职务行为，让官员干部从繁重的公务接待、繁琐事务、人际关系等连轴转状态中解放出来；另外，在干部提任或交流轮岗中，也着眼其夫妻分居等问题，设法纾解。
在现实中，以指令方式随意调动官员的工作安排，突破岗位职责下达如维稳等额外工作要求的现象，着实不少见。还有半公半私的人情交往，都在加重部分官员负荷的同时，也降低了其贪腐的机会成本与被查究的风险。
于此情境下，要给官员减负，也压减其涉腐机会，就应着力于转变现有的权力运行方式及政府治理结构。如坚持法律本位，让各项制度安排与流程设计都可操作化，减少制度的虚置性，也让官员们放下包袱，不必劳形于琐碎事务，也可摆脱人治对个体精力的吸附，而可以在制度运作框架下各司其职、各尽本分。
说到底，要让官员的工作生活状态回归健康态，进行廉政教育、违法必究不可或缺，但更关键的，在于确立稳固的制度架构，激活和补全应有的权力运作机制，将法治规则而非人治标准嵌入到公权力运行中，这样才能给官员减压解围，让他们跳出“两面”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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