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洁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这是董建华、梁振英和曾荫权在宣誓就任香港特首时说过的同一段话。正如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所说的：“爱国爱港是行政长官在法律上必须履行的责任。”那么，谁有资格为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负责？什么又是“爱国爱港”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在与部分香港立法会议员座谈时，曾经提到“爱国爱港”的一项标准：最主要的内涵就是管理香港的人不能是与中央对抗的人。
目前，香港2017年特首普选能否顺利展开，成为了香港上下关注并牵动内地各界人士的事情，我们这里暂且撇开各种争论，谈谈过去几任香港特首如何爱国爱港。
背景可不同，立场需坚定
正如在誓词中讲的，港首需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负责，而负责的前提首先是要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有意思的是，三位港首中有两位，其人生中的政治航线有过彷徨和曲折。
董建华在香港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身份，是航业巨头董浩云的长子。12岁时，出生于上海的董建华随父来到香港，其后在英美求学和生活了数年。董浩云逝世后，东方海外濒临破产。董建华在赶去参加可能是最后一次债权人会议前，他一度决定自戕，在机场打电话给朋友说，“如果我死了，请你照顾我的家人。”
幸运的是，在那次债权人会议上，董氏集团最大的债权银行汇丰银行决定提供8亿港元的备用信贷，霍英东随后注资1.2亿美元，帮助董建华重组家族公司债务结构。
霍英东是著名的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坚决拥护“一国两制”政策，深度参与了香港回归、过渡及发展。有人猜测，1986年，正是因为霍英东的注资帮助东方海外走出困境，并使曾一度高调公开其亲台及中国国民党倾向的董家转变态度，转而倾向中央政府。
而对曾荫权来说，当选港首也历经坎坷，因为他的某些事迹实在有些“不合时宜”。就在英国把香港归还给中国的前几个小时，时任香港财政司长的曾荫权却在接受查尔斯王子封予的骑士称号。不仅如此，他还是一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忠诚于梵蒂冈教皇。
事情后来开始有了转机。香港前任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于2001年下台，这为曾荫权升任港府第二号人物铺平了道路。4年后，董建华提前辞去特首职务。这让曾荫权既惊又喜，人们看到曾荫权轻松地吹着口哨，漫步走进香港政府办公楼去参加紧急会议，而他吹的曲调正是中国国歌。
在升任港府第二号人物后，曾荫权的言论更向成为特首的要求靠近。比如针对香港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他说，贫富悬殊是资本主义下的必然产品，当局希望透过创造高的社会流动力，使人人都做到资本家，但要真正解决贫富悬殊，只有共产主义。
与前两任特首相比，梁振英的经历则显得更理所当然。1977年，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拥有留学经验、胸怀报国理想的梁振英找到了他的用武之地：深圳。作为香港“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的会员，他常常利用周末去蛇口工业区技术干部培训班“授业解惑”。回顾深圳的变化，他说：“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自己觉得不负此生。”
1988年，梁振英接替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毛钧年，被任命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1997年，香港特区政府成立，梁振英被委任为行政会议成员，参与特区政府最高决策机构的工作。1999年，担任行政会议召集人，直到2011年底宣布参选特首。
对港人负责，受国家信任
2009年，在谈到下任特首的条件时，曾荫权曾称：“执行能力要充分，要得到香港人的信任，得到国家的信任才能够办到事。”其实，三任港首在任时，无不需要处理好与香港人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有时需要平衡二者之间的矛盾。
要处理好与港人的关系，首先要处理好与立法会议员的关系。曾荫权曾说：“某个（特定的政治改革）一篮子计划，不难得到公众的支持，”他补充称，“棘手的是，你如何能在立法会得到2/3的多数票。”针对这个问题，曾荫权的经验就是“通融”和“妥协”。当反吸烟法等商界不喜欢的措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时，曾荫权则必须“通融地”求助于立法会里平时给自己投反对票的议员。
在被问及一些敏感话题时，香港特首回应的立场都很明确。在中国人谁应该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上，梁振英就认为，邓小平令中国民众脱离贫穷，对中国和平繁荣做出贡献，更应成为首位获得和平奖的中国人。
在近期的占领中环浪潮中，梁振英也选择坚定地站在反占中阵营的一边。2014年5月22日，梁振英出席立法会答问会时就表示，政府不会向任何瘫痪中环的人发出不反对通知书。7月，“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收集市民反占中签名，梁振英也明确表态会签名反占中。
“你问我支持不支持？我说支持。”原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回答香港记者是否支持董建华当选特首的提问时，如此回答。可见，就在当选之前，董建华就取得中央的信任了。
卸任后的香港特首
2005年，在卸任香港特首不久后，董建华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并担任至今。他并没有脱离政治，今年还参与了“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的网上签名，并表示，我们大家渴望的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一个繁荣安定的社会。
2010年，在政协常委会上，董建华还谈到了中国能成功的原因：“其实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一种优势，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可以宏观的看问题，有着眼未来的举措，而且实施的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以人为本’。无论政治或经济层面，一切都是为人考虑的，这种考虑不是今天的、明天的，而是从长远的国家利益出发的。”
除了参与政治事务外，董建华还重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商场。今年6月，董建华接受阿里巴巴集团的邀请，出任其独立董事。他说他认同集团为致力协助小企业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挥所长，拓展业务的宗旨，也认同其以持续发展为经营宗旨，而非寻求短线利益。
卸任后的曾荫权并没有延续董建华在政协任职的做法，他曾表示，在卸任行政长官职务后，中央有关部门曾询问他是否有意参与新一届全国政协的工作。而鉴于他当时正在接受廉政公署的有关调查，慎重考虑后，答复现阶段不适合参与全国政协的高层工作。
其实，早在曾荫权即将卸任时，他就说自己卸任后会不问政事，不会从商，也不写回忆录。因此，与董建华卸任后忙于政事不同，曾荫权的“退休”生活则显得更为普通，他也要像平常人一样担心住房问题。2011年，他就坦言，由于自己是特首，参与制定房屋政策，为免市民忧虑官商勾结，他并不方便置业，这导致他卸任后差点“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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