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一种涨薪比公务员涨薪更能刺激公众神经。每次酝酿背后，总能引来各方吐槽。700多万公务员，涨薪不是个小数目，面临许多现实的技术难题。公务员涨薪，或许不应总拘泥于是否该涨的问题，而应关注谁来决定他们是否该涨，以及庞大的行政机构运转是否透明和有效率。
基层，欲说还休
从月初开始，张强（化名）的微信朋友圈里就流传着有关公务员涨薪的各种方案，最近，中央媒体更是连篇累牍地为公务员涨薪“预热”。
“这回可能不是空穴来风。”张强心想，如果按照那个未经确实的方案，他每个月能涨700多元，加上妻子的那份，新涨的部分勉强够还房贷了。
张强是石家庄一位基层公务员，就职乡镇，工作十年，每月薪水2100元，事业单位派驻乡镇工作的妻子，收入与他相当。
不在本乡工作，又远离县城。去年底，夫妻俩一合计，贷款在县城边上购进一套单元房，每月还款1500元，还款期限25年。日子变得捉襟见肘，生活、交通、养育孩子、人情往来，张强有时还要靠母亲接济，他有些愧疚。
“人人都说公务员好，我们的收入比附近工厂的工人还低1000元左右。”张强无奈，摇头叹息道。
让他不解的是，周边的人普遍对这个群体不理解，认为公务员是高收入、高福利的代名词。事实上，在治理“四风”之前，每年张强工资外有1000多元的货币性发放，过节偶尔有点米面油，现在，这些工资外收入都不复存在。
张强从事的都是一些写材料、跑腿的具体工作，无职无权的他，并没有外界想象的各种灰色收入。倒是身处基层，每天直接面对群众，有的人踢开门就进来了，“脸难看、事难办的不是我们”。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大到改作风、帮农民上项目，小到化解邻里纠纷，每天东颠西跑，张强时常感到迷茫，空有一身疲倦。好在最近治理“文山会海”，减免了他挑灯写材料的痛苦。
就在张强夫妇满心期盼着涨薪时，有关公务员涨薪的消息刺激着各路神经，公务员工资涨还是不涨争论不休，挺涨和限涨互成犄角。
有基层公务员抱怨钱少活多，有人则指出，一些机关里人多轻闲，一张报纸一杯茶沿袭多年不变。
一些公务员称养家困难，有人反唇相讥，待遇差为什么不辞职？为什么国考热度一年更比一年强？各种福利和假期你怎么不晒晒？
有专家指出，公务员工资多年不涨，影响到其服务效能，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的成效。有网友反驳，企业又有多少涨过工资？公务员尚且还有各种灰色收入，事实上，我们国家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公务员。
行业，冷热不均
在这一场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的争论中，双方的分歧没有弥合，相反，裂痕有扩大的趋势。
这样的争论，在过去十年中一直若隐若现。仔细观察，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辩论并不在一个舆论场里，互呛的成份居多，更遑论建设性探讨。
很多人反对给公务员涨工资，源于一种“仇公”心理。一方面，个别公务员群体令人咂舌福利被不断挖掘出来，另一方面，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高级公务员队伍中盘根错节的贪腐关系网络越来越多地被公诸于世。这些信息容易从个别群体迅速弥漫至全体。
基层公务员不断“躺枪”背后，是公务员和他们所服务群体之间日益稀薄的信任。
湖南冷水江市公务员工资表被晒到网上后，引得网民纷纷围观吐槽，“原来公务员的工资这么低”。但它也引发了另一个效应，人们不禁追问，账面收入并不高的公务员为何过着体面的生活？有多少公务员是靠工资生活的？
应该说，这种追问并不是空穴来风。过去，一些公务员灰色收入多，他们依靠权力吃拿卡要，利用公款大吃大喝，或者是利用权力享受远低于市场价的房产，凡此种种，个别人的行为拉低了全体的道德水准。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绝大部分公务员并没有这样寻租的机会，他们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贡献具体的力量，维持着社会的正常运转。
正如大家所熟知的，政府部门有“清水衙门”和“要害部门”之分，同样是公务员，不同部门之间享受的福利待遇和货币发放有天壤之别，这也催生了一种奇景——每年国考期间，有的岗位门可罗雀，有的岗位踏破门槛。同样，即便是在同一部门，不同岗位的“含金量”也大不相同，这也是我们经常从新闻上看到“小小干部贪污受贿天文数字”的原由。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一名税票专管员和一名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几年之后，几乎是两样人生。
不信任，很大程度上源于不透明。灰色收入在缓解了部分公务员的生存窘境之时，也造成民怨井喷。铲除灰色收入，就得消除权力寻租的机会，阳光是最好的一道防腐剂。
让公务员的各种收入暴露在阳光下，提高底薪，加以规范化，能修补公务员和纳税人之间脆弱的信任，亦能平复普通公务员的失落。
考虑到中国“三公”经费数量庞大，不同地区之间，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福利千差万别，让每一个公务员过上体面的生活，或许并不一定需要从不宽裕的财政上动脑筋，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从既得利益者手中“截流”，也大有潜力可挖。
当戒，一哭就涨
公务员涨工资之所以屡屡牵动公众神经，还在于他们涨工资到底谁说了算。
客观地讲，并不是所有的纳税人都是“逢涨必反”，他们更多的是那种“插不上话”，不明就里产生了逆反心理。
平心而论，公务员也是社会中的一员，他们的生存压力、生存焦虑，我们也感同身受。又要马儿跑得快，又想马儿不吃草，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呢？如果总是不喂草，马儿难免偷吃路边草。
纵观过去的公务员工资改革，往往是部门出台一个方案，报国务院或相关机构审批，涨薪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问题是，公务员是代表纳税人行驶国家权力的，给自己涨薪又自己说了算，无论如何有违公共财政伦理。公仆们拿多少钱，至少应该和国家的主人们打个招呼，或者有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但现在，这一切有太多迷雾：各级公务员工资由哪些部分组成；他们的收入水平处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什么位置；公务员工资的增长是否与其他中低群体的收入同步增长。我们还看不明白，就不能仅凭部分人“哭穷”就涨了工资。
要避免分歧，涨工资需要“众议”。但众声喧哗，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有必要通过一定的代议形式吸纳公众意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商议和表决，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正如研究机构所指出的，在过去的7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2.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2.3倍和2.5倍，居民收入增速“跑输”的GDP，每一个工薪阶层都能感受到生活不易。
或许，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不应总拘泥于公务员是否该涨薪的问题，而应关注谁来决定他们是否该涨，以及庞大的行政机构运转是否透明和有效率。
另一组被人忽略的数字是，2012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比2008年增加了49.2万人。这是在行政改革不断向深水迈进，大部制改革箭在弦上，机构不断精简的背景下产生的数字。国家公务员局的这组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寄生于行政权力之下的行业协会等“二政府”所供养人员。
“公务员队伍中有很多人很忙，但也有人浮于事的，这是很明显摆在那里的，所以不能简单用涨工资解决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李志军在今年两会回答公务员涨薪问题时说。他建议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缩减公务员队伍，在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的前提之下，再来考虑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待遇。
现阶段来看，公务员“哭穷”或许并不是坏事。年复一年的“国考”热，除了公务员岗位对公众的吸引力之外，还浸淫着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升官发财的不良文化基因深种其中。喊涨的无奈正在冲击这一观念，消融部分人的精英优越感——对大多数公务员岗位来说，没有太艰深的技术含量，普通人均可胜任，服务社会，每位公务员都是普通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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