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到北京与诸多朋友、学人、师哥师弟相聚，本以为在眼下的世风中，话题无非是衣食住行玩五大类。不想，谈论的中心仍然是天下大事，特别是对今年10月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猜测最甚、议论最多。其实，无论是议论还是猜测，都离不开对习中央两年来的工作加以“民间”式地评价，更少不了对今后几年中国的发展趋势与走向的期望和期待。
期待反腐向“治本”迈进：人事制度首当其冲
总体说来，中国公众对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期待大体可以归纳为若干方面。其中期待最热烈最强烈的莫过于期待习中央务必把反腐败工作抓到底，不但不能知难而退，相反，则更需把反腐斗争常态化制度化。用时兴一点的语言表述，就是要把反腐尽快从治标向治本方向转换。
习近平主政中国以来，曾多次向国内外媒体阐释中国开展反腐败的意义、现状、目标和任务。归纳起来，就是他说的三句话：“要让我们的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很明显，对中国各级官员来说“不敢腐”，是压力下的畏惧、是被动的自我保护。而要做到“不能腐”则要依靠严格的制度限定，要把公职人员的公务活动、公务开支与他们的私人活动进行清晰地划分。顺便说一句，中国党政人员特别是一些高层人士以往用公款进行半公半私，甚至纯属私人消费的方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令人咋舌。而这也就愈来愈引起纳税人的不满和愤怒。至于说到要令官员们达到“不想腐”的程度，则将是一个相对长远的理想的目标。不可否认的是，要达到“不想腐”的境界，只有在“不能腐”的基础上才能出现。由此可见，先以雷霆之力，把中国官场一度颇为嚣张的贪腐之势狠狠刹住，就可以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赢得时间也营造出一个有利的舆论平台和社会氛围。中共“十八”大以来，对腐败现象的遏止和对腐败分子实施的高压，遏制了贪腐之风的蔓延，也使正气得以抬头。数十名高级官员落马，近千名中层官员被查，数万件贪腐案件曝光……应该说，习中央在让官员受到强烈震动，使贪腐行为大大收敛方面的确是颇见成效。
不过，就在打贪反腐成绩斐然的同时，中国社会的另一种声音则变得愈加强烈，那就是对建立反腐长效机制的呼唤。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贪腐行为的被揭露，一批身居高位的国务院部委贪腐高官的被曝光，以及诸如山西省省级高官中大比例（近1／3）的违纪贪腐，更触发了全社会的反思。山西省在短期内出现的系统性、塌方式的腐败问题；曾位居全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的山西省吕梁市竟先后有5名书记、市长因贪腐受贿丢官下台……这些都足以证明这里的政治生态，己经糟糕到何种地步！难怪，一位中共政治局常委近日在宣布山西省人事变动的会议上会说，山西的政治生态不好哟！与山西省类似，在四川、河南、广东所揭露出来的贪腐案件、涉及到的众多官员以及令人瞠目的资金数额，则大大增加了人们对制度化反腐的紧迫感。
人们思考最多的首先是这些高级官员，尤其是周永康、徐才厚这种人物，是怎么一步一步掌握了国家和军队大权的？他们在被选拔任用、步步高升的过程中，难道没有经过甄别、审查和不可缺少的民意测验与公众监督吗？如果有，那么“漏洞”又出在哪里呢？此外，手握重权的周、徐二人，在其职位上已有多年，他们不仅收受贿赂，而且还出于私利，提拔和任用了一大批对其行贿的不同级别的官员，包括公安部的正部级官员、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发改委主任等人。这种仅凭一人好恶，就可决定国家支柱部门（公安、司法、军队）人事变动的局面，会留下多么巨大的隐患？中国公众正是出于这种思考，所以才会对社会诟病己久的国家人事制度再次掀起新一轮的指责和批评。人们认为人事腐败才是中国最大的腐败。
从查处的腐败分子看，有的是“带病提拔”，有的是“边腐边升”……均属用人之失。尽管这些腐败分子的被任用，与选用干部的标准不高，把关不严有一定关系。但更多的还是因为选任制度和监督制度存在重大漏洞。中国目前的选任制度中虽然也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但由于依然是“伯乐相马”式的人事制度，所以其实质还是“以人选人、少数人选人”。这就造成了隐形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迫切需要把“伯乐相马”变为“规则选马”加“规则赛马”。除此之外，还要认真地清理那些只能吓唬人的“纸老虎”“稻草人”法规制度。作为执政党，中共以往并非没有制度，关于如何处理“官”商关系、领导干部家属从业、领导人用车住房出国等等，都规定得十分明确。但关键的问题，是这法规制度执行得极不严格、十分无力。而不严、无力的关键环节是某些领导人本身的带头破坏！周永康从国土部调任四川时，就公开违反中央规定，私自带秘书前往，而且一带就是两个。某省一位提前退休的省委书记告诉我，他之所以有此遭际，原因就是他曾坚决反对自己的前任上调中央时，带秘书带小汽年带司机。此事我后来还做了核实，大体无误。
除了人事制度的漏洞之外，贪腐之人能进行巨额的行贿受贿、买官卖官及用公款大肆挥霍，中国财务制度中资金支出支配上的漏洞之多、之粗、之大、之“人治”色彩浓厚同样也是惊人的。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就此问题详加评述，但应该指出的是，国家财政资金的支出与使用，必须打掉“神秘化”和财税机构的部门化倾向，绝不能再出现一位省长一位部长被财政部一个处长训斥得流泪的场面；绝不允许财政官员在酒席宴上拍胸允诺只要对方连喝十碗酒就拨款几百万的荒唐！预算透明、税务民主、财务民主是人民是否当家作主的试金石，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之一。要知道，帐房先生当道，家业不兴，国脉不通，千古一理。
有了上述这样的社会认知和舆论，也就预示着，在中国实现制度化的反腐，特别是在人事制度和财经制度上的改革时机已经大体成熟。一场从抓大大小小的贪官到制度化反腐的历史性转折，正在悄然而至。日前在习近平主持的一次中共最高领导层会议上，专门讨论了中央所属企业负责人的薪酬和待遇问题。这次并不太受外人重视的会议，其实是在制度反腐上迈出的崭新一步。它的重要性就在于中央决心要从制度上切断既得利益集团以国家名义垄断国家资源，侵吞国家财富，挥霍国有资金的管道与途径。在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缩小贪腐行为的活动空间。由此，人们也有理由相信，在今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从堵住人事与财务两大漏洞出发，建立明确有效全面的反腐败机制和相关制度，应该会成为会议的新亮点。
遏止生存生活的劣质化：综合治理迫在眉睫
那么，中国内地公众对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另一个重大期待又会是什么呢？通过体察，笔者认为所谓的“另一个重大期待”则应该是环境治理。这里所说的环境治理包括生存环境、生活环境和社会病征三大类的治理。
中国的生存环境当然要首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交互影响。尽管许多地方官员极不愿意承认，但中国人所生活的自然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差，却是令人无奈令人恼怒的不争事实。在北京市政府不久前发布的《健康白皮书》中显示，2012年（注意：这是两年前的统计数字）北京市恶性肿瘤新发病例为40307人，突破4万人，这意味着每天就有110人被确诊为癌症。这个数字是10年前的一倍，当时是每天60人。同样还是在这个惊人的数字之中，肺癌患者己跃居第一位；而肺癌的背后，则是北京数年当中“勇”夺全国空气污染之冠。与北京恶劣的自然环境相“媲美”，几乎成为犄角之势的则是深圳。从2000年至2012年，这座具有中国改革开放标志称号的城市用了近350亿人民币的巨额财力去治理被污染的河流。但今天严峻的现实却是，涵盖全深圳85％的河流在最新的评级中均被评为“劣五类标准”，属于等级中的“极差”。而让人不安的则是诸如北京、深圳这样的实例，在全国绝非少数。在消费文化盛行的中国，每年制造的垃圾达到惊人的2.5亿吨。而所谓的垃圾分类以及无害化处理却微乎其微，对大多数人来说，简直闻所未闻。
除了这种可怕的自然环境令人忧心忡忡外，生活环境迅速劣质化的演变同样使人忧心如焚。这里所说的“生活环境”劣质化倾向主要是指危害公众食品安全的问题已经堆积如山：勾兑奶茶含重金属、用死老鼠加明胶冒充羊肉、地沟油充斥全国中小餐馆、万头死猪惊现黄埔江、狗都不吃的泡椒凤爪牙签肉、校门口小贩所卖5角钱食品坑害学生、用糖造“蜜”是行业秘密……商业欺诈，特别是食品制造中的种种千奇百怪的制假造假，极大地威胁着中国公众的身体健康。尽管许多公共传媒长年累月地向受众传授着识别假货的本领。但要让公众在一个早上就成为能够识别真伪的专家，在穿衣吃饭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具有科学的专家般的鉴别能力，那简直就是奢望、就是天方夜谭，也是可笑的胡闹。
除了生存环境、生活环境需要下大功夫和大气力加以治理之外，中国社会病征的严重程度也到了再不治疗即病入膏肓的程度。这里所说的“社会病征”就是当下中国社会生活中那些最为人痛恨却又深感无力与之抗争、更无力改变的丑恶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有人把某些丑恶的社会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归结为10种病态。它们是：1、信仰和道德危机；2、社会冷漠与自我焦虑并存；3、习惯性怀疑一切；4、炫富与仇富；5、暴戾狂躁乖张野蛮；6、审丑心理膨胀；7、娱乐至死不休；8、沉溺网络不可自拔；9、城乡居民生活方式趋同但精神排斥；10自虐与自我欣赏同在。
尽管人们可能对上述的归纳是否准确存在这样那样的异议与歧见，但笔者相信，凡稍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明白，出现严重的“社会心理病征”的根本原因，一个是前文已详尽阐述的官员贪腐所造成的社会基本价值观的无序、颠倒和混乱。另一个则是全社会在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狂潮席卷下、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巨大诱惑与冲击下，社会诚信出现了根本性动摇。在以往一个不算短的时期内，中国执政者决策者把重商主义错误地视为中国唯一的发展之路，而完全或基本忽视了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全社会信用体系，从而造成了与政府公信力相关的政务诚信、司法诚信，与正当有序的市场经济相关的商务诚信的严重缺失，甚至丢失！
今天，这种因为失信造成的中国公众的疑虑情绪，已然渗透进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吃饭，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飞机晚点的理由，不相信铁路行业解决买票难的能力和诚意；看病，不相信医生没有给自己多开药；打官司，不相信司法会公正……今天我们已经不必追究谁失信在先，谁失信在后，严酷的现实是，官腐民败，千奇百怪。世道炎凉频频昭示：在今日之中国，政府、专家、媒体、企业、公众之间正在出现一堵又一堵亟待翻越的“不信任之墙”。有了这样的“不信任之墙”，哪还有政令畅通之可能？社会之病到了这种程度，不踏踏实实地收拾人心、不老老实实地聚扰人心，还谈什么发展？
毫无疑问，“社会之病”的治愈还需从执政党做起。“社会之病”是时代的投影，社会之病从根本上说还是“人心”之疾，折射的是人的精神状态和人生价值的追求。当前的社会病态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人心”的严重失衡，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出现的不和谐已接近断裂地步。这决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问题，更是集“素养、心性、国民性、价值观”等四位一体的大文化问题。中共作为执政党对症下药责无旁贷。由此，人们自然而然就要期待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不仅有铿锵的宣言，而且还要有治“病”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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