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尔兰的大地上行走，让人心旷神怡。云层低垂，云朵如画，空气透明，到处都是绿色。爱尔兰岛面积超过8万平方公里，是台湾的两倍多，人口580万，约为台湾的1/4。现在北部六郡170万人，属大不列巅及北爱尔兰王国，即英国，南部410万人，是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全岛除了都伯林等少数港口城市外，可称地广人稀。何以至此？究其原因，就要说到一个半世纪以前发生的土豆大饥荒。
土豆学名马铃著，原产南美，人类种植土豆的历史可追溯到大约一万年前。南美印地安人已经知道为了避免病虫害，要在同一片田地中种植不同种类的土豆。但欧洲人占领南美以后，只引进产量最高的品种。殊不知一旦遭遇病虫害蔓延，土豆就会大面积绝收。早在17世纪，引进的土豆已经成为爱尔兰岛的首选农作物。到1841年，爱尔兰人口达到800万，其中2/3以农业为生的佃农，主要农作物就是土豆。爱尔兰俗语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开不得玩笑，一是婚姻，二是土豆。
1844年，一种导致晚疫病的卵菌扩散到欧洲，蔓延速度很快，1845年夏登陆爱尔兰岛，使得爱尔兰全岛土豆减产1/3，第二年减产3/4，灾荒一直持续到1952年，长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穷苦农民为了取得救命的粮食，被迫将田地贱卖。爱尔兰土地迅速兼并。贫困农民多信奉天主教徒，而地主多信奉新教，居住在大不列颠岛。在大饥荒时期，牛犊、家畜、咸肉和火腿，仍然从爱尔兰各地区装船，武装押运到英格兰。
从1801年起，爱尔兰全岛便合并为英国的一部分。最初，伦敦方面对爱尔兰可能发生的饥荒无动于衷。直到1845年秋，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从美洲购买了价值10万英镑的玉米和麦片，于次年2月运抵爱尔兰。然而，这些粮食并非免费救济灾民，而是按照1便士1磅销售，饥饿的灾民根本买不起。土耳其苏丹阿卜杜拉迈吉德一世宣布，给予爱尔兰灾民10000英镑援助，但维多利亚女王却要求迈吉德一世减少到1000英镑，因为她只给灾区捐助了2000英镑。迈吉德一世答应了维多利亚女王的请求，暗地里却派3艘装满食物的船只前往爱尔兰，土耳其水手不顾英国王室的阻挠，将3艘船的食物运达都柏林。
爱尔兰大量饥民坐以待毙。地主则趁机大规模驱逐佃农。从1849年到1854年，有25万爱尔兰人被正式驱逐。面对饥荒，大量穷人也只好到异国他乡求生，在饥荒最严重的几年间，每年平均有25万爱尔兰人移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逃生之路艰苦备尝，九死一生。1847年移民加拿大的10万爱尔兰人中，就有1/5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
学界一般认为，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使爱尔兰人口锐减了20%到25%，其中约100万人饿死和病死，约100万人因灾荒而移居海外。灾后爱尔兰人口锐减至400万左右，直到现在，爱尔兰人口数量也少于灾前。如今，美国有4000万人是爱尔兰人的后裔，连克林顿、奥巴马等美国总统的先辈，也是爱尔兰大饥荒中出逃的灾民。
爱尔兰和英格兰由此结怨。1848年7月29日，主张停止出口食物和关闭港口的“青年爱尔兰”运动在蒂珀雷里郡发动起义，很快被英国警方镇压，却开启了爱尔兰争取独立的序幕。直到1921年，英国承认爱尔兰南部二十六郡为“自由邦”，享有自治权，1937年爱尔兰“自由邦”宣布为独立共和国，仍为英联邦成员国。1948年12月脱离英联邦，次年宣布爱尔兰完全独立，形成了现在爱尔兰岛分属两国的版图。
大饥荒对爱尔兰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史学家对爱尔兰历史分期，就以饥荒前、饥荒后划线。
最近我在爱尔兰旅行五日，处处感受到爱尔兰人对大饥荒刻骨铭心的记忆。都伯林街头可以看到大型纪念性雕塑，一组饥民的群像栩栩如生，仿佛发出悲天怆地的呼号。不远处的利菲河上，停泊着邓布鲁蒂号帆船。原船1845年建造于魁北克，爱尔兰大饥荒时曾运送大量饥民至新大陆。当时饥民没有钱取得好的交通条件，他们乘坐船只条件普遍恶劣，航程中死亡率高达50%，被称为“棺材船”。唯有邓布鲁蒂号在两位船长的指挥下，数十次安全地把饥民运送到北美，在船上甚至还有一个新生儿降生。此船成为饥民逃生的救星。2001年，由肯尼迪基金会出资，按照19世纪的原貌，复制了该船，在2005年该船完成了远洋航行，可供60名客人乘船体验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目前，该船大部分时间停泊在港内供游人参观,以怀念船长当年的圣举。在罗斯康芒郡的一所庄园里，还设有大饥荒博物馆，可以看到关于爱尔兰大饥荒最完整的收藏。150多年来，大饥荒是爱尔兰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反复研究和表现的主题，相关作品不胜枚举。
在人类历史上，类似的天灾人祸曾经多次重演。1932 年到1933 年，苏联推行农业集体化，也发生过饿死人至少有250 万的严重事件，史称“乌克兰大饥荒”。2002 年初，乌克兰政府解密了1000 多份有关饥荒的秘密文件。总统库奇马签署法令，每年11 月22 日定为“饥荒纪念日”。各城市下半旗，并在国旗上缠上黑丝带，向大饥荒的死难者致哀，电台和电视台停止播放娱乐节目。
由于国家版图的变更，爱尔兰面对英国王室的负面遗产，乌克兰面对苏联政权的负面遗产，反思历史没有心理障碍。中国情况不同，对待相关历史也存在不同的态度。从1959年到1962年，中国也发生过大饥荒。但在公众可及的视野里，相关历史可谓模糊不清，青少年也看不到正视这段民族悲剧的文艺作品。在这方面，可否借鉴爱尔兰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记忆，值得深思。我认为，不论国情有何不同，归根结底，一个民族只有正视自身经历的苦难，才能记取教训，铸就尊严，走向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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