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内经济运行已行至大半，但各方面传来的经济信息似乎并不乐观：8月份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缩至13个月来新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有所放缓，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速继续下滑，消费形势和出口形势一直在低位徘徊。特别是反映市场景气度和企业景气度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时出现下行态势，体现出经济运行已处于通缩状态。经济界目前普遍担心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同比还会下行，全年经济并不乐观……
面对经济下行态势，是要立即采取强力经济刺激政策稳投资、稳增长，回到“信贷放水”、“投资驱动”的老路上去，还是固守定力，坚持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推动创新，以时间换取空间？
在2014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总理李克强作出回应。他表示，要保持定力，深处着力，定向精准施策。要通过“强改革”启动中国经济的内在活力，不再以政策的“强刺激”换得一时好看的经济数字。李总理对此用其特有乡土味的语言风格比喻为：不要让今天的垫脚石成为明天的绊脚石。
当前复杂的结构性矛盾更多源自体制性障碍
今天的经济下行态势，是中国经济进入新经济周期的一个必然现象。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已经出现下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逐步递减。其典型特征就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或中速增长阶段。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开始步入后工业社会，社会经济结构从适应工业经济社会转向适应服务经济社会。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中国还跨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社会矛盾进入一个凸显期。
就此看，中国经济不仅正处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这样一个短期的“三期叠加”，还处在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中等收入陷阱临界这样一个“叠加期”。中央将这个重要转化时期的中国经济概括为“经济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年中的不同场合，要求各级部门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主动适应新常态，既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又要在战术上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结构调整正是采取应对措施的着力点。今天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实质上还是结构问题。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能够保持比较平稳快速的增长，得益于两大重要增长动力：一是出口经济，一是房地产经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调整，中国经济再依靠出口拉动的国际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在国内，主要依靠各地开发房地产来驱动投资快速增长，也面临资源的过度使用、传统产业经济的产能过剩、过高的杠杆率和城乡经济二元矛盾不断增长的压力，由此也形成了国内投资消费结构的过度失衡。这些问题背后，其实积淀着大量的体制性弊端。
一方面，过去的“大进大出”依赖的是国内廉价的土地、资本、劳动力要素资源，尽管我们换来了不少的外汇储备，但中国制造业的成长却付出了高昂的资源环境代价，以市场换外汇的经济模式不仅不能持续，也一直没能推动中国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另一方面，以房地产、开发区经济驱动的各地投资的快速增长，强化了各级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经济的偏好，追逐GDP排行榜位次换来的只是表面的经济繁荣，却带来了大量的资源寻租空间，造成今天过多过繁的官商经济、权钱交易和过高的社会成本，权力经济形成的官商腐败也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严重侵蚀了民生利益。这正是我们多年来虽然不断强调结构调整、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但步伐始终是亦步亦趋，体制性痼疾始终阻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解决中国经济的症结，必须从解决结构性矛盾入手；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又必须彻底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有让政府与市场均回归自己的本位，中国经济才能释去体制机制性障碍，走上一条健康稳健的经济发展道路。
再也不能让今天的垫脚石成为明天的绊脚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当时的经济增长一度下行到6.1%。为应对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深刻影响，当时的中央政府采取了强刺激经济政策，一次性大力度的投放四万亿投资，尽管很快稳住了中国经济的快速下滑态势，但客观上也加重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畸形。目前产业经济的严重过剩、地方财政负债过快增加以及金融领域不断积聚的边际风险，成为了今天结构调整的“绊脚石”。
习李新政一开始就从破解症结出发，汲取前期政策的经验教训，讲求以问题倒逼改革。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高举改革的大旗，从问题着眼，行底线思维，整体布局、顶层设计，强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别强调要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宏观调控层面，着力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并将两者密切配合，始终将宏观管理方式的创新寓于政府改革之中。新政府施政不到两年，尽管国内外形势异常复杂，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中央抱定壮士断腕、背水一战的决心，推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改革，着眼长远解决眼前问题。
——强调区间调控。在设定经济运行的上下限后，在财政货币政策上实施定向调控，定准靶心，不再搞“大水漫灌”。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多运用改革创新的办法，聚焦在“激活力、补短板、强实体”上，精准发力，定向施策。
——强调放管结合。坚持从政府自身改革入手，坚决把错接在政府上的手移接到市场的手上，五年的简政放权目标不到两年已挥去见半，充分释放了市场的内在活力。
——强调统筹兼顾。中央始终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着力把“改革的红利”转化为“发展的新动能”和“民生的新福祉”，着力围绕破解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以带动有效需求，补上投资的短板，扩大居民消费，拓展新的增长领域。
尽管中国经济当前运行态势还存在诸多变数，下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也存在破下限的可能。为防止经济下滑过快，从战术角度看，不排除在局部实施政策强刺激和使用过往比较成熟的经济调控办法，但正如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强调的，“看中国经济，不能只看眼前、看局部、看‘单科’，更要看趋势、看全局、看‘总分’”。政策的着力点不能单为一时一事，以短期经济数字上的好看来掩饰深层次的结构矛盾和体制障碍，要耐得住压力，守得住定力，看准的问题就不要再搞政策上的反复，决不再让“今天的垫脚石成为明天的绊脚石”。
这就是强调“强改革”不是“强刺激”的本质所在。否则，不仅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继续得不到解决，我们还会失去更多也可能是最后的结构调整机会。
“强改革”最根本的就是要带来一场制度性创新
饶有深意的是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强调了中国经济要创新。他说，中国经济每一回破茧成蝶靠的都是创新，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本身就是规模宏大的创新行动。要使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关键也是用好创新这把“金钥匙”。这里的创新不单是讲技术创新，更包括体制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今后创新发展的巨大潜能仍然蕴藏在制度变革之中。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释放改革的红利主要是释放制度创新的红利。发展经济学家熊彼特当年指出的“破坏型创新”、“颠覆式创新”根本上也是体制机制和经济模式的变革。所谓“破坏”就是打破过去的“坛坛罐罐”，不讲“破”则无以“立”。
今天中国经济模式的变革，除了互联网经济、互联网思维形成对传统经济结构的强力技术冲击，重要的还要具有打破旧有利益格局，特别是寄生于传统利益格局中的获益主体能够主动放弃逐渐固化的本位利益的外在压力，而主导过去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政府部门经济便成为结构调整和模式创新的最大障碍。因此，李克强总理用“刮骨疗伤”、“壮士断腕”、“自我革命”来形容这场利益调整的艰难。
这种压力来自于技术冲击之外的还有三种：一是来自中央高层改革的自觉，这就是迫于形势要求并基于新权威主义的顶层设计；一是来自于国际经济格局调整压力下的新型开放。上海自贸区实验区建立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试验，强调政府的三份清单，即“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以“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新理念，将政府可使用的权力完全晾晒于市场主体面前，以此推动政府结构的重新调整和再造政府流程下的运行效率的提升；还有一股力量就来自于民间。用李总理的话说，就是如果“13亿人口中多达8、9亿的劳动者都动起来，投入创业创新和创造，这是多么大的力量”。此话的言下之意，来自于大众创新的智慧和“自然禀赋”，必然会对旧有力量和梗阻形成最终的摧枯拉朽之势，并借改革创新的“东风”，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一个新的浪潮，催生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发动机”更新换代升级。
民间的力量才是一股真正的力量，是一股制度性创新不可抵御的力量，也是推动改革取得成效并最终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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