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推动创新，创造价值”为主题的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如期而至，全球商界、政界和学术界的名流聚首渤海之滨。与往次论坛不同，这次论坛的时空背景有些特别。从全球视野来看，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中国经济的体量与增长对世界经济复苏举足轻重，因此，中国如何应对困难和挑战自然为世界所瞩目；在时间维度上，“习李新政”开始展开，人们对改变传统的经济模式寄予厚望。因此，论坛的内容尽管丰富多彩，但讨论的主体架构基本确立在“旧常态”与“新常态”的转换上，议题集中于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经济发展动力的切换和政府改革几个方面。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
对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成为这次论坛的一个重要议题。
改革伊始，政府控制着几乎全部生产要素和这些要素的使用（如国有企业），通过巨量的资源投入维持着国有经济部门的生产和经营。在过去的35年里，依靠行政动员机制实现了年均9.8%的高增长，但是它是三高换一高，即资金高投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换来35年的高增长。我们大量消耗能源，透支资源，破坏环境。有官员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不是科技创新，而是廉价的要素成本。
但参与论坛的人士普遍认为，增长质量更为重要，因为增长率不能准确反映甚至会严重扭曲社会的福利收益。例如，如果高增长是以加剧不平等为代价换取的，那它就是低质量的增长。由政府信贷产生的中国金融体系大量不良借款的堆积也可视为低质量增长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虚假增长的原因，因为此类浪费的投资都被统计为经济产出。
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资源配置是否公平合理、是否惠及到全社会的各个层面。令人遗憾的是，现行体制的最大特征依然是，行政权力主导着中国国家治理及经济发展各个层面的资源配置，非国有企业看似生存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但是实际上可以自主配置的资源依然很有限，可以自由参与市场竞争的条件也很有限。
正如吴敬琏先生指出的，在威权主义发展模式下，中国各级政府强化了资源配置权力，不断加大对市场的压制和经济活动的干预，扭曲了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扩大和加强了寻租的制度基础，使得经济增长与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扩大和腐败蔓延相伴随。
政府和市场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机制，比较来说，市场机制包容性强，更容易实现利益分享，且通过包容、让利、协助等方式兼顾他人利益，可以演变为互助互佑、互为依存的伙伴式关系。行政机制所依赖的就是命令与服从，这决定了利益边界的刚性性质，因此更具有排斥性和扩张性。
市场机制是促进“软实力”增长和积累的机制，但行政机制在本性上是对“软实力”的压制。30多年的经济成就使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但这只体现在“硬实力”上，与行政机制主导资源配置、市场机制长期被压制密切相关。
预算约束与动力切换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实际是在“软预算”约束下运行的，政府投资不计耗费、不计成本，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GDP的比例越来越高。资料显示，2013年的投资占GDP的比例达76.7%，这个比例“十一五”是59.5%，“十五”是41.58%，“九五”是32.83%。
这一高度依赖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过程已经面临了挑战，新的改革，就是要解决如何强化预算约束、降低成本、激发活力和提高效率。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计划经济就是一种官办的权力经济，是一种排斥民间力量企图单纯依靠政府力量实现全面改造传统社会的实践。而市场经济则是一种以权利为基础、主要依赖民间力量的经济制度。经济转型的实质就是改变经济发展中的权力构成，先是引入民间力量，最终使其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因此，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替代“旧常态”实际上一种动力机制的切换，即由政府主导转换为民间主导；通过这一转换推动实现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拉动变为消费拉动，从根本上改变预算约束的性质，即从软预算约束转变为硬预算约束。
要实现“动力切换”，就要让每个有创业意愿的人都拥有自主创业的空间，鼓励“大众创业”和“草根创业”。李克强总理指出，13亿人口中多达八九亿的劳动者都动起来，投入创业创新和创造，这将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如果这股力量被释放出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切换便成功了。
鼓励民间走创新创业之路，也是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环节。其实，产业结构的优化本不存在一个先验的目标，结构转型不是腾笼换鸟，产业搬来搬去，无法实现转型升级。只有建立在市场机制和社会投资的基础上，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才能实现。过去的经验表明，只靠政府投资必然导致新的产能过剩，无法建立起经济的良性循环。
解放要素与解除管制
中国经济转型的出路需要告别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走新经济增长方式，尤其是需要对内开放、鼓励民间投资、开放垄断行业、放松和解除管制。在此次论坛的开幕式上，李克强表示，今后创新发展的巨大潜能蕴藏在制度变革之中。
就土地要素而言，需要建成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让农民有更多的财产性权利，借助土地的流转释放土地生产力。要打破城乡土地制度分割，就要打破政府对城市用地供给的垄断，将征用（收）权的适用范围严格地限制在土地的“公共使用”领域（这实际上要求掐断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土地供求纽带，以保证“公权公用”）。农业用地与城市商业用地之间的市场通道被打开后，农地产权在有关法律的支持下依照财产规则来保护，相应地，农民的利益就获得了按其自己的意志进行选择的制度保障。要保护农民在土地上的利益（interests），根本途径还在于保护农民在土地上的权利(rights)。理论研究表明，即便仅仅从效率目标出发，保护权利也要比直接保护利益更优。
就资本要素而言，营造全民创新的环境，金融业需要全面变革，从根本上改变金融资源的流程，变国家借贷经济为社会资本经济。改变过去主要由国家投资、国家办企业来发展经济，变成全社会投资，全社会办企业，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这是振兴经济的必然选择。
但国家借贷经济塑造了一种纵向的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关系以政府信誉为依托，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来体现。这种信用的指向是单向的，即自下而上。政府的信誉对于维持这种纵向的社会信用关系至关重要。而支撑民营经济发展的是一种横向信用体系。这种信用体系植根于社会成员的自律，主要依赖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在中国的经济中，国有金融体系并不十分乐意向民营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如果追究政策背后的原因，信用关系上的排斥性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为了鼓励“草根创业”，需要逐步解除对民营经济的融资约束，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政府应该逐步退出纵向信用体系，承诺和履行产权保护的责任，为“全民创业”提供平等的制度保障。
解除市场管制实际要求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看到，本届政府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改革投融资体制和项目审批机制，在下大力气简政放权，优化审批流程及完善“绿色通道”审批机制，提高办事效率。从2013年到现在，下放和取消的审批事项已达600多项。中央政府现有的1700多项审批事项，在五年内至少要砍掉1/3。
但仅仅削减政府权力的数量远远不够，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还需要作严格的法律限制。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力的性质不同，对它们的限制方式也不同。对公民权力的限制适用“负面清单”，即用清单规定不能做什么，规定之外均可做；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适用“正面清单”，用清单划定政府应该干什么，“法无授权不可为”。运行公开的权力清单，有利于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释放市场潜能和发展动力。
草根性的、群体性的创新是提高中国的创新水平的基础，这需要构建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即强化法律对个人财产权利的保护，对个人创新的知识保护。只有通过制度改革，使市场主体的交易自由和契约自由得以保障，才能使中国经济从低端走向高端，并在高位持续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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