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家陈翰伯生于1914年，逝世于1988年。今年是他百年诞辰100周年。10月中旬，首都出版界举行纪念活动，缅怀翰伯事迹，学习翰伯精神。
陈翰伯学生时代参加革命，是“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1958年，他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1980年，他担任国家出版局局长。他曾主持和推动了《现代汉语词典》、《辞海》、《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和修订，主导“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文库”的出版，创办《读书》杂志，倡导“读书无禁区”。这些贡献，都可谓功在当代，泽被后世。作为一个出版人，取得这样的成就，颇为难得。但他生前并没有为自己的成就而自得，更多的是为中国出版如何能够走上真正的繁荣之路殚精竭虑。
在他生后出版的《陈翰伯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收录了1980年10月9日写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题为《如何保障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他在这份报告中说：
宪法规定公民有出版自由。建国三十年来，我们主要是强调“舆论一律”，而从来没有认真实行出版自由。后来虽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但出版自由仍然未能妥善实行。十年动乱时期，出版自由完全成为徒托空言。去夏，随着“西单墙”和自发组织、自发刊物的出现，要求出版自由的呼声甚高，向出版部门登记出版自发刊物者甚多。近来(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以后)，此种呼声和要求又有重起之势。怎么办？你不准他出版，他说你不执行宪法；你批准他出版，又怕他把刊物办成香港《七十年代》、《争鸣》之类的东西，专曝你的“内幕”、“阴暗面”，不利于安定团结。这样，反倒不易收拾。因此，一年以来我们虽反复研究，仍无良策，只好回避、拖延，承认你有出版自由，但不给你登记。这决不是长久之计。因为拖过今天，躲不了来日。总得有个对策才好。
处理这个问题的总的原则，应当是实行出版自由要有利于安定团结和教育大多数群众，孤立和打击极少数。就是说，要使大多数人的正当的出版要求得到保证，使极少数人闹不起来，即或闹一阵子，也不至于造成社会动乱。
我们初步考虑了如下的一些办法:
一、切实改善党和政府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认真办好现有的出版物(刊物和图书)。对这些出版物，要放宽尺度，除了违反宪法(以及各种法律)、违反国家基本政策以及诽谤、荒诞的东西之外，都不应用行政手段限制其出版，真正做到不同思想、理论、学派都有充分发表其著作和作品的机会，使这些出版物既成为党的宣传舆论的工具，又是人民群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发展科学文化的园地。就是说，要通过办好这些出版物，逐步使人民群众的出版要求得到适当的满足。对有问题的出版物，要采取讨论的方法，一般不要进行行政干涉。对确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出版物，必须采取行政手段时，也不要横加干涉，而要妥善处置，力求做到既能保障出版自由，又能防止流毒扩散。虽然少数人难免不满，但多数人拥护、同情就不至于失掉人心。
二、允许确有需要又有条件的部分机关、团体、学校、科研单位办出版社、办刊物(不以赢利为目的)，为各方面的专业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增加一些发表自己的研究、创作成果和主张的园地。这不仅有利于发展科学文化，也有利于人民内部实行和发展在思想、理论、学术上的民主。当然，实行这条又会遇到纸张短缺的困难因素。
三、在认真做好上述两方面工作的同时，有条件地允许人民群众自办出版社、自办刊物(同仁出版社、自发刊物)。我们只要掌握住两条：一、在政治上文责自负，二、在经济上自负盈亏(印刷、纸张以及其他物质条件均自行解决)。同意这两条的，准予登记。根据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实行既允许又限制的政策。办得好的，在人、财、物上加以鼓励；严重违法者，适当惩罚；经营不善者，自行停刊。为了树立标兵，要有意识地给几个同仁出版社、自发刊物以支持，实行民办公助。政治上有明确要求，纸张、印刷又掌握在国家手里，能长期坚持办下去的，只能是少数。如果党和政府在执行政策和管理方面都能做到妥善无误，而办刊物或出版社的人又能顾大局、识大体，以人民利益为重，当可避免或减少造成危害。权衡利弊，比一律不准要好。
为了实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需要制订一部出版法或新闻出版法。
目前，世界各国的宪法大都写有出版自由，而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实际上并没有或很少有出版自由。那些统治经验比较丰富、政权比较巩固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出版自由要多一些，但也是通过各种法律手段和其他办法进行限制，以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较短，我们取得全国政权后，由于工作上的失误和敌人的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很不完善。出版自由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适当的解决，就是一种表现。出版方面，以波兰事件引为殷鉴，就要求我们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适当参考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经验和方法，探索并逐步形成一套实行社会主义出版自由的制度。因此，应当立即着手进行调查研究，制订中国的出版法或新闻出版法，使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得以正确地贯彻执行。现已草拟的著作权法代替不了出版法，因为它主要是解决中国内部和中国与外国的版权关系，即出版方面的财产关系问题，以从物质利益上调动和保护各方面的积极性，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出版法则主要是解决中国社会内部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问题，以利于从政治上、思想上团结和争取大多数，长久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
陈翰伯是一位忠诚的老共产党员。他这份报告，从执政党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提出了若干落实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的思路。拳拳之心，溢于言表。他又是一个精通出版的内行，所提建议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惜的是，他的意见当时并没有得到采纳。又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出版业规模上有很大发展，但立法的滞后，使出版仍然在法治的门口徘徊。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让依法治国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在出版领域，如何让宪法的相关规定落地生根，再次成为无法回避的课题。此时此刻，重温陈翰伯的当年的建言，或许不无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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