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中国的热门话题很多。要说这段时间人们评论最多的，恐怕就是由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了。
又一次“超规格”的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的主持人竟然会是中国执政党的“第一把手”和国家的“第一把手”。在素来极为讲究规格的中国官场，习近平的这又一次“超规格”的举动所显示的他对文艺工作的重视程度，确是非同小可。
这次座谈会所以引人注目的还在于习近平主持和掌控这一会议的方式。简单地说就是习的灵活的主持风格和平易近人的谈吐，使这次会议气氛从始至终都显得极具亲和力。会议的亲和力折射出的恰恰是主持人自身性格的亲和力、思想的穿透力、语言的特色与魅力。
也许正是因为此次会议有了上述两大十分鲜明又令人欣喜的特点，所以才导致了会后舆论界（包括不少参会者）把兴奋点都集中到了这些地方，也把社会公众的视线统统吸引到了会议的趣闻花絮和细枝末节上。而对习近平为什么要异乎寻常地亲自主持这次座谈会的战略意义，却没能更多地引起人们足够地注意。
遗憾的是，中国内地的文化主管部门似乎也未能对该座谈会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给予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更为深化的引导。以至于使这次极为重要的座谈会仅仅变成了少数演艺界人士（包括创作者）谈谈感想、侃侃见闻的话题，更没有使之化为一种提高中国艺术家的思想境界、把中国演艺圈中的佼佼者“上升”为艺术大家的强大助推力。
就在人们津津乐道于习近平与哪位艺术家说了点什么，他听到艺术家的新作有何反应时；就在舆论界和各类媒体还在对赵本山郭德刚等人未出席会议做着种种猜测时，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却被人们明显地忽视了——那就是这个文艺座谈会为什么要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夕召开，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透过这次座谈会轻松疏淡的“外表”，我们细细观察，从参会者的界别、专长到年龄的选定就不难发现其准备的精准，在与会者当中就连“不入流”的网络作家也有了自己的位置，筹办者用心之细密可见一斑。习近平在座谈会上的长篇讲话，尽管看似聊家常，但思想逻辑上的周密给力、语言上的清新与警句箴言式的表达，都说明了他对这篇讲话的重视程度绝不亚于他在国外的重要讲演。我们甚至可以看出其中不少精彩部分是他在亲自操刀与润色。
“精神回归”的社会动员
笔者做上述分析，无非是要说明，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召开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绝不是兴之所致，更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由于形势发展使然；是习中央转变思维，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审视文艺工作的必然结果。
在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召开这样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给人们最大的政治联想就是“文武之道，一张一驰”，就是要解决当今中国的万般乱象，实现社会平稳转轨，必须以国家治理的名义进行两大社会动员。第一个社会动员叫“依法治国”；第二个社会动员就以树立全社会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凝聚人心”的系统工程。这是社会诚信的救赎，也是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塑、更新与回归，更是用全新的现代文明标准和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信用原则规范社会公德的过程。很显然，文学艺术在这场“精神回归”“凝聚人心”的社会动员中，将有着巨大的、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顺便说一句，有不少人把这次由习主持召开并发表了长篇讲活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比作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国内地稍上年纪的人都知道，在那次会上，毛泽东在经过事前的广泛调查研究、一对一的个别谈话以及广泛征询意见之后，做了长篇演讲。事后，他又亲自动笔字斟句酌地做了大量细致的修改润色，并最终形成了被中国内地文艺工作长期恪守的经典文献，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著名的延安整风的一部分，它要解决的是相互关联的两大问题。第一个是要延安的文艺家们明白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第二个则是延安文艺队伍的自身建设问题。这既包括了文艺家们的思想立场问题，也包括了创作方法和创作方向。对于文学艺术的基本社会功能，毛泽东说得很干脆很明确，即“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而说到文艺家们的思想立场和创作方向，毛泽东的回答也同样明确，那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创作，因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
习近平召开并主持的这次北京文艺座谈会，同样是从这两个方面剖析了中国当代特别是现实中的中国文艺工作状况。他认为文艺扮演着“时代前进号角”的角色，是铸造灵魂的工程，而文艺工作者也就理所当然应该成为灵魂的工程师。而要真正成为灵魂的工程师，首先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
但是仅有这一点仍然不够。笔者发现，习近平在他的讲话中并没有忘记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另一个作用，那就是对社会公众的教育作用和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作用。铸造灵魂一方面要用真善美来熏陶，来激励来引导；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对假恶丑的揭露，给受众以思想的启迪帮助他们扫除颓废萎靡之气，增强公众的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要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要辛辣而尖锐地揭露那些丑恶的社会现象，无情地批判中国历史上的精神糟粕和阻碍进步的民族劣根性，“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内地的文艺背离了人民的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他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文艺的时代属性，指出文艺犹如时代的镜子，“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他要求中国的文艺家能站在时代的高度，“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笔者认为，习近平所期待的、具有时代特点的创作，必然是能够走向世界的文艺作品，必然是宏大的、史诗般的、深刻表现时代与人性的作品，是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的作品，也必然是充满批判与自省精神，而不是媚俗与欺世的作品。只有这样的文化和作品才能彰显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也才是一种能支撑强大国家的真正的精神动力。
可是，中国内地现有的文学艺术队伍能否担当起时代前进号角、灵魂工程师以及社会疾病的批判家与诊断师的作用呢？当然不能。与人们对文艺的期待相反，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甚至存在着把低俗当成通俗，把荒唐当成时尚，把单纯感官娱乐和刺激当成精神快乐的种种低级趣味的表现。与这种畸型现象同时存在的是近些年弥漫于中国内地舞台和电视屏幕上的形式主义的歪风邪气。
一些文艺家不在艺术内容上下功夫，不在如何提高自身学养、涵养、修养，知识储备和艺术素养上下功夫，而在作品的外在形式上不遗余力地加以豪华包装，以掩盖作品内容的贫乏与苍白。这些形式主义假大空的作品与那种纯粹是在抒发个人感受的无病呻吟一样，都是“无根的浮萍、无魂的躯壳。”至于近些年被不断曝光的演艺界人士吸毒嫖娼的丑闻更是令国人齿冷，让中国的艺术家斯文扫地。导演冯小刚就曾经有过这种感慨，他说，过去一提到自己属于“文艺界”，还觉得挺高兴，有那么点荣誉感。现在，被人说成是演艺圈，自己都觉得脸上无光。演艺圈真的是太烂太乱了！
凡此种种，渊薮在何处？就在于某些文艺作品和某些文艺成为了市场的奴隶，身上沾满了铜臭气，吸进了太多的金钱的雾霾。今天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空前伟大而艰巨的历史转型时期，他的身边有很多美梦的憧憬，也有不少恶梦的陷阱。中国人在这种历史的节点，既需要克服艰险的澎湃热情和毅力，也需要洞悉优劣良莠的智慧和目光，满足这一切，人们自然会寄望于文艺。而中国文艺却远远不能满足这种历史性的渴望与需求。
于是，习中央就开了这样一个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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