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滋生的消极现象
今天中国不管是肯定、拥护改革事业的人，还是否定、反对改革的人，都会对1978年改革的源头、改革初期取得的成就达成相当程度的共识。因为那时结束了动乱的文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人们思想上的束缚；平反昭雪了文革及文革以前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内和人民内部的冤假错案；并为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大量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摘了帽子。
那时的农村改革和初期的城市改革，号召人们不吃国家的大锅饭，不端政府的铁饭碗，打破平均主义，鼓励人们在传统的一大二公的体制外，发展多种经济成份，都是极得人心的开明创新之举。人们第一次感受到在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自己还可以自谋生路，自己创业，并为祖国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
1954年，刘少奇同志在解释中国第一部《宪法》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个公民只要认识到，只要他没有做过违法的事，他就不用害怕夜晚有人来敲他的门，宪法就会保护他的安全和自由。但很快，宪法就失去了它的作用。1979年开始，党把法律、法制建设提上全国人民的政治、社会生活之中，中国的社会秩序、治安迅速好转，人们有了更多的安全感。
耀邦同志当时作为党中央集体领导的一员，他当然会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人民事业欣欣向荣的发展笑逐颜开，深受鼓舞。但外人不知的一种惆怅、忧虑、担心却从他心中慢慢升起。他忧虑什么问题，又想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这些思考都集中反映在1986年4月9日，他的“端正党风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演讲的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的矛盾的问题》。
耀邦同志这次讲话可能太直率了，他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他把这些消极现象说的很严重，又是在中国形势全面转好的情况下，他说的这些话，是否有些不合时宜呢？是否会得罪很多人，影响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呢？
耀邦同志这里谈的不只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些党组织，也不只是一般党组织，而是包括某些高级党委也在其中。那时他说的“关系学盛行”，“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我们今天也不陌生！我记得整党期间，我和父亲有次谈话，我说：现在改革的形势很好，但一些人不愿意改。改革方要说一万条理由才能允许改，反对改革方只要说一个“不”字，就不能改。能否对整党中消极现象的处理也要有节有度呀！未想到父亲大光其火，严厉训斥我：别人这么说，你也这么说！改革和整党有什么矛盾，怎么不能统一！他这样的态度，是我生平所未见，我惊呆了，但并未心服。
1988年他从总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那年中国物价飞涨，公款吃喝愈演愈烈，茅台酒价每瓶从35元飞涨到140元。父亲提倡的四菜一汤内部的招待标准，早被某些生活“时尚”方式，在揶揄搞笑中取消了。为此，他在烟台根据李白的《月下独酌》即兴作诗一首：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
酒价年年涨，酒瘾月月添。
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
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
暑期我带着两个孩子看他时，他拿出诗给我看，诗虽然写得通畅幽默，行云流水，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因为他的诗还反映一种直抒胸臆的忧虑和愤懑，要说这是一首痛快淋漓骂人的诗，一点也不过分。若干年后，我才慢慢醒悟过来，他在党的一个特殊的年代，不由自主地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不管是否扮演的是一幕悲剧角色，但他扮演得有始有终，心口如一，我认为值得！他的言行没有拟好的台词，没有固定的导演，不能算尽善尽美，却一直在尽量追逐着一个人民公仆的真善美。2010年11月20日，胡启立同志在纪念父亲诞辰会上回忆父亲对他的谈话：“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回忆起这些过去的往事，我为那次和父亲的对话而羞愧，也明白了他对党内对抗性矛盾沉重的含义。
两类矛盾的梳理
耀邦同志是如何认识分析党内那时存在的各种矛盾呢？他清晰梳理出两类矛盾。他认为：“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第一类矛盾，他认为有其经常性，只要工作、做事，就会有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这类矛盾绝不会因为党的方针、路线的正确，就消弭具体工作上的失误、失策，就没有严重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这就需要在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发表个人意见，批评任何人，同时也应允许犯有工作上错误的人改正错误，既便不赞成党的方针政策，但在工作中努力执行，也允许保留意见。耀邦同志认为，这类矛盾在党内一般不具备对抗性。
因为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而生同志关系之间的裂隙、成见、对抗，一味上纲上线，必欲除之而后快，实在是一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傻事。比如说，在思想领域中，有人强调反封建意识多一点，有人强调反资本主义意识多一点，难道不可以耐心多讨论几次吗？耀邦同志在4月11日座谈会上说：“周扬同志是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有‘自由化’的观点，也不说是自由化……对不民主、封建的东西，给民族、安定团结带来的危害认识不足。社会主义生气勃勃的创造，没有气氛不行，甚至社会还会有动乱、倒退的可能。”
第二类矛盾，他认为大部分也属于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如对党和人民利益不关心、淡漠，而对个人利益斤斤计较。“但是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他把党内的消极因素区分为这样两种，并提出了党内对抗性矛盾的看法。
他认为把党内对抗性的矛盾与非对抗性的矛盾分清楚，关系极为重要。他说：“这是一个大界限。抓住这个大界限，才能把这种谋私的问题同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和失误区别开来。当他说到一些党员和党产生了对抗性的矛盾，其中触犯国法的，还要依法处理时，他又说出了一个新的法学观点：“当然不是说，这种对抗性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这些人就是敌人。”我理解这些触法犯罪分子，不必要再给他们戴上什么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再戴上什么妄图复辟变天的地富反坏右，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过：“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耀邦同志说的党内产生的对抗性矛盾并非就是敌我矛盾，这些人就是敌人。我认为他的想法和毛泽东同志的论断，十分接近。看来他的这一观点，也并非是什么新的法学观点，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就应直接面对的，如何执政，如何以宪执政，如何治国理政最迫切的问题。
党“关于建国以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过：“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是党转移工作中心，又未忘却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经过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出现了若干新的社会阶层，国家宪法反映了这种深刻的社会变化。如何应对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呢？现在更多的是用法治理念和方法处理阶级斗争和专政问题。这是党执政以后，适应时代、历史、社会进步的必然转变。而毛泽东当年的思想即反映了这一历史观。中国切不能再以他的文革思维为指导，而抛弃了他光辉思想的一面，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一面。这岂不幼稚？
前些日子，有的同志说，现在强调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这种认识并未分清党在执政前后，在阶级斗争中所处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的现实。承认并坚持阶级斗争观点的人，不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连法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政治家梯也尔等人也不反对。至于说到专政，也需指明，中国的专政机器向哪个阶级专政；又如何保障人民中的这一部分，不向另一部分实行专政？我认为毛泽东对于人民内部的犯罪，对专政的解释更为占理，他这种理论、实践工作没有做完，没有做彻底，就改变了初衷，现在正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的必然趋势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个名堂，召大信于天下的时候。
如何处理党内两类矛盾
两类矛盾同时存在于党内，那么究竟如何分清轻重，妥善处理呢？耀邦同志认为：“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不是对第二种矛盾搞过了、搞重了。”接着又说：“主要偏向是对这种矛盾认识不足，缺乏鲜明的主场，不敢理直气壮地下手解决其中那些已经带有对抗性质，甚至已经尖锐对抗的矛盾。我们应当努力解决其中那些已经带有对抗性质，甚至已经尖锐对抗的矛盾。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种软弱状态。”
党几次下决心要解决这类对抗性的矛盾，解决那些把个人利益，小集体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的，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的党内腐败分子身上。这些人为了维护个人或小集团的既得利益，就公然践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目前暴露出来的重大案件，无一不和权力和金钱联姻有关。不需别人定性，广大群众早已对这类恶劣现象有了最鲜明、最生动的概括，那就是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垄断利益固化，输送国家利益，既得利益集团，权贵市场经济……但多次教育活动效果都不明显。
这届党中央，通过党内群众路线教育，制定了端正党风廉政的八项规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把国家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遵守宪法，要依法治国；要进行国家治理能力和法治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大的贪腐老虎固需打，成群的苍蝇也不能让它乱飞。有些大贪腐的副部级高官，和党的矛盾当然是对抗性的，我虽不知具体案情和认罪情况怎样，但有的人最后处理就是开除党籍，但仍是公务员，职级降至科处级，我想也是一种适当的处理方式。
这场党内教育活动，反腐活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再生建设意义十分重大。文革时讲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固然是没有任何根据，但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说按购买力平价来说，已超过美国，但中国也是世界上贪腐现象最普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贫富差距超过世上公认的警戒线；甚至出现了一个或受某些公权部门公然保护的既得利益固化集团。这些弊症都已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竟然损害了人民利益，危害了共产党机体的健康，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绝对没有想到的。
要说反腐的斗争，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过头了没有，是否该收场了？我认为主要还应该对党内对抗性矛盾，对尖锐的对抗性矛盾如何认识与衡量。我不否定教育活动，反腐斗争在具体布置和运作上有战略与战役，长期与阶段之分，但最终还是要看，以宪执政、以宪行政，公民公民权的目标实现没有；防腐廉政的制度、体制、机制建立起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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