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梁中堂的《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这本书记录了作者从1999年到2003年间在生育政策方面与决策层的争论。
梁中堂是一位担任过农村基层干部的学者，基于对中国农民的了解和同情，他始终不赞成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他在1984年曾向胡耀邦总书记建议，采用相对缓和的人口政策。
他在建议书中说：人口出生状况将有10年左右的高出生率，然后开始逐步下降。鉴于中国人口经过30年的盲目增长，扩大再生产即每个家庭生二个以上的孩子的可能性已不可取，所以35～50岁的育龄妇女虽然具有生育能力和生育条件，但由于她们平均生了2.5～3个以上的孩于，实际上已退出了生育年龄。可见，真正决定未来20年人口发展的是解放后出生的近7亿人口。在解放后出生的人口中，50年代出生的人口超过了初婚和初育的年龄，平均每对夫妇已经有2个孩子。这样的生育水平基本上符合中国群众的生育意愿，只要政策对头了，一般不会再有超过2胎的，所以，他们也是退出生育年龄的人口。如果以20岁为初婚年龄计，60年代出生高峰的人口从今年开始陆续结婚和生育。大致10年以后，70年代开始计划生育后出生的人口也将进入婚龄。这样，1985～1995年前，每年结婚1100多万对，如果每对夫妇允许生二个孩子，并且在间隔较短的时间内生完，每年出生近2300万个孩子，1996～2000年，每年结婚800万对，同样允许生二个孩子，每年将出生1600万人。在今后10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出生人数多和死亡人数少，将成为中国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时期之一。到2000年前后，由于每年出生人口少了，死亡人口上升了，人口增长率才有可能下降。中国人口在今后10年左右是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个阶段，人口的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越过这10年，出生率和死亡率都会有较大的变化。我们无法在死亡率上调节，但完全可以在10年这个较短的时期内调节出生率。因此，他建议用调节生育间隔的方式，来减缓人口的增长问题。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
第一，允许一对夫妇生二个孩子，但间隔必须延长到8～10年。从优生学的角度考虑，各个家庭可以自行制定生育计划。但是，如果生两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必须推迟在妇女的30～34岁时生育。
第二，继续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并争取独生子女率达到30％。
如果实行这样的方案，在1984～1993年每年出生孩子仅有1100多万个，相当于10年的一胎化。除去每年死亡人口700多万，增长400万人口，10年计4000万人。1994～2000年出生的头胎800多万，二胎700万，每年合计1500万人。同期每年死亡人口将超过800多万，净增长700万，7年增长5000万。2000年总人口11.2亿。
他认为，这种人口发展战略的优越性是：
第一，群众拥护。目前的人口政策不让生二胎，尽管少生了一些人，但很失民心，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允许生二胎，这无论从宣传上或人民群众的心理上，都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从形式上看，二胎间隔长了点，但这是就只生两个孩子来说的。从发达国家和优生学的角度来看，30多岁妊娠和生育都是正常的。对过去多子女的妇女来讲，30岁往往还是她们生育中间子女的年龄。所以，比较不准或基本上不准生二胎的政策来，这将是大得民心的。
第二，有利于制定生育法。前几年的生育政策要求一胎化，同大多数人的情绪很对立，不具备立法的群众基础。如果生育法以允许生两个孩子为核心，又冲垮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防堤。几年来立法机关左右为难，致使今日生育领域内仍然是无法可循。允许生两个孩子，人民拥护，立法的基础就具备了。
第三，可以使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前几年由于凭良好的愿望提出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不合国情、人情，遭到大多数人的抵制，因此有相当多的人敢超计划生育。几年来，不仅二胎止不住，三胎以上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现在让生二胎，得民心，能立法，就可以有效地煞住计划外生育了。
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得到10年的“一胎化”，它正好发生在中国初婚年龄人口最多和死亡率最低的时候，从这时起，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就一下子达到发达国家目前的稳定状态，人口激烈变动现象从此就消失了。
第四，削平了人口峰波，使中国人口迅速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目前中国人口中35岁以下是个大峰波，其中1963～1973年出生的人口是峰顶。作这样的调整之后，把峰顶上出生的人口和1974年之后峰波上出生的人口拉平生育，各年龄组的人口就可以大致平衡，这对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五，避免以后严重的老年人问题。根据这几年几种有影响的人口发展战略，要求一百年后中国人口控制在6.5～7亿水平，或者要求30～50年的一孩化，势必会出现以劳动年龄的人口（20～60岁）为核心的三代人1：2：4的局面。比如根据宋健及西安交大两种发展战略预测2035年左右的人口年龄构成，已经出现这种局面。到那时，即令修正几十年一胎化的人口政策，而20％～30％孤独老人的家庭，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这将是一个无生气、无活力和无前途的社会。遗憾的是，我们的人口学家已经预测到这种危险性，却不愿言明。允许生两个孩子，上一代人在50多岁时，他们最小的孩子也长大到20多岁了，完全可以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
“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决策是陈云等领导人在1980年一锤定音的。梁中堂的建议虽然只是一种温和的修正，但当时也算惊人之语。胡耀邦收到他建议，并没有置之不理，而是批转给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4年4月4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周伯萍主持，对这一建议进行了讨论。讨论结果可想而知。梁中堂是一个小人物。他的建议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意见相比，自然人微言轻。梁中堂的建议尽管引起了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的共鸣，但当时在全国范围采纳的可能性仍然不存在。幸好，经过梁中堂极力争取，允许他以山西翼城县为二胎生育加间隔的试点，并吸收他担任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翼城县经过二十多年的试验，已经证明梁中堂的方案优于全国普遍推行的人口政策——孩子没有多生，避免了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的恶化，缓和了干群关系。2013年，中央决定对人口政策实行微调，开放“单独二孩”。新政出台后，愿意生育二胎的“单独家庭”仍然很少。而一胎化政策的负面后果却日益彰显。
梁中堂的经历，不过是生育政策演变中的一个插曲，却对如何实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留下了不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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