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治标的关键时刻，纪委系统的每一个变化都能引发媒体的多方解读。近段时间以来，纪委书记在党委的排名以及纪委书记的专职化，又颇受舆论关注。
纪委书记排名变化彰显纪委
权威提升
现在的地方党委常委会通常由书记、副书记加常委组成，这个常委会结构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形成。一般来说，纪委书记当然是常委。按惯例，纪委书记在党委中的排名要列在书记和副书记之后。
而在常委的排名中，纪委书记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南方都市报》记者曾统计了东莞市32个镇街的纪委书记排名，发现纪委书记在班子成员中排在第五位的有5个镇街，第六位有7个镇街，4个镇街的纪委书记排在第七位，7个镇街排在第8位，纪委书记排名在第十及以上的也有9个镇街。如此混乱的排名，源于每位纪委书记的资历都各不相同。较之职务，资历才是决定排名的更重要的因素。
纪委书记的排名也有过一段“高配”的“黄金时代”。1991年2月至2001年9月，“纪委系统的一面旗帜”曹克明担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并兼任省纪委书记。甚至在曹克明已担任江苏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后，他仍同时保留了江苏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的职务。由曹克明开创的“省委副书记兼任省纪委书记”的高配模式，也因此被称为“曹克明模式”。
当然，“曹克明模式”仍与资历有关。所谓“高配”，也承认了常态化的纪委书记排名，实在副书记之后，而非“二合一”模式。据资料显示，曹曾在1987年7月至2001年9月，担任江苏省纪委书记14年。以政绩论，这位因指挥查处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而荣记一等功的“反腐卫士”、“当代包公”完全担负得起省委副书记的职务。
但在当时，“曹克明模式”被解读为“加大同级党委、政府内部的纪委力量”，并因此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到了2006年，中央将省委副书记的职数严格限制在2人（省长再加一位专职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只好又重新退回到名列省委副书记之后的省委常委中。至少在常委里的排名，还是依惯例由资历等因素来综合确定。
纪委书记排名中的“论资排辈”在今年终于被打破。6月5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湖北省委制定了《关于纪委书记排序及分工意见》，明确规定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在党委(党组)中的排位，不论资历先后，都排在副书记之后、其他常委(党组成员)之前；同时规定纪委书记(纪检组长)专司其职，不参与所在地方、单位其他业务分工，不临时主持单位工作。这之后，广东、山东等地纷纷传出规范纪委书记党委排位的消息。显然，这并不是某一个省份的地方实践，而是基于顶层设计的全国推广。
纪委书记专职化还要辅以纪检人员专业化
纪委书记将在事实上成为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之外、其他常委中“第一人”。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这样的制度调整明显指向强化纪委力量，排除反腐阻力。在省级行政区内反腐，调查对象多为厅局级、甚至处级干部。涉及到中管干部（副省级及以上）的，多由中纪委主导查办。而当下的腐败现状，窝案、串案已成常态。腐败官员抱团取暖，除了共享圈子利益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降低腐败风险，增强自身安全感。“大树底下好乘凉”，一个贪腐的厅局级干部上面，有一把甚至几把省级“保护伞”，并非鲜见。省纪委书记若在党委内排名靠后，遇上排名在前的省部级官员为贪腐遮风挡雨，调查之艰难可想而知。
对此反腐生态，中纪委官网曾刊发文章深入剖析，“有的纪检监察干部怕得罪人，对监督畏首畏尾，得过且过，监督缺位；有的纪检监察干部乐于从事其他业务，党风廉政建设反成了副业，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有的纪委书记只想着与同级党委搞好关系，不主动向上级纪委汇报工作，甚至匿情不报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纪委书记“只想着与同级党委搞好关系”，纪检干部“乐于从事其他业务”，这种对腐败的漠视甚至一昧妥协与退让，也是纪检寻租的主要渠道。“打铁还需自身硬”，一方面，纪检人员自身应经得起调查、经得起考验。另一方面，纪检体制也要为纪检人员抵御外来诱惑或干扰提供制度保障。贪腐官员大多有“保护伞”，纪检人员也要有制度的“保护伞”。
当然，如果我们立足于法治、着眼于未来进行考察，提升纪委书记在党委中的排位，仍只是过渡性的制度设计。因为纪委书记在党委中的排位再高，也是在党委内部排名，也还只能名列在书记与副书记之后。反腐败不能一昧期待排位更高的官员去反排位更低的官员，就如2012年11月15日王歧山在中纪委书记任上履新以来，截至2014年9月7日，中纪委打的“大老虎”（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已达49名，其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以及2名副国级官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3名十八届中央委员（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山西省委原常委、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3名候补中央委员（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这些贪腐官员若进入司法程序，依法也应在中级法院一审。之前的薄熙来案一审就是在济南中级法院。
一个副厅级法院，可以审理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刑事案件；一个排名低的纪检人员，也应有权调查排名更高的官员——只要这种调查合乎管辖程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深陷“拉链门”事件时，调查他的并不是排名比他还高的官员，而只是一个独立检察官。
中国的反腐体制要走向法治化，最值得期待的，还是纪检监察与反贪部门合并，组建成一支只受中央领导的纪律部队。在党内纪检与司法反腐还各自独立之前，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已经或正在推进的变化就是，纪委的办案权上提一级，“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而地方纪委领导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与之相适应，中纪委已将原来的干部室拓展为“组织部”，这一举措明显指向解决地方纪委领导的提名权、考察权等人权、事权的问题，强化地方纪委的垂直领导已经在路上。
当然，垂直领导也不会是中国反腐体制改革的终点。应与垂直领导同步推进的，还有纪检办案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腐败行为、腐败手段和腐败方式已经日益专业化和复杂化了。对腐败的调查也应与时俱进。不管中国内地将来是否效仿香港特区廉政公署的组织架构，廉署对调查人员高标准的专业化要求，都应是内地反腐部门可兹借鉴的标本。
与司法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不同，反腐败亟需金融、经济、法律、行政等各领域内的精英人才共同协作，方可事半功倍。在反腐败的手段中，传统的“双规”“双指”屡受争议，如何以法治来规范反腐调查，将是未来中国反腐部门的巨大挑战。回顾香港特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贪腐横行，到成立廉政公署严厉肃贪并最终换来官场清廉，也不过十余年时间。十八大以来的这一轮反腐，迄今不过七百余天，随着“老虎”“苍蝇”纷纷落马，反腐成效已经初步显现。我们应当给中国的反腐机构以时间。当务之急，除了继续深化改革，确保反腐效率的提升，就是“坚持”这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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