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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与巴金晚年的际遇

liaowangzhisheng 2014-11-19 13:02:59 丁 东/文 总第259期 放大 缩小

 

 2008年王元化先生去世时,有悼念文章提到,1980年,王元化刚走马上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巴金在香港报纸发表反思“文革”的随笔,惹得一个大领导很恼火。那领导通过上海市委让宣传部长出面做工作,换掉巴金的上海作协主席职务。谁料想王元化却对市委书记说,你们代表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先提出报告我不干。结果,巴金没有被撤。

这件事,我亲耳听王元化先生说过。1997年7月,我因为编《顾准日记》,到上海拜访王元化先生,请他题写书名,在他家长谈了半日。当时正赶上庆祝香港回归。电视台要采访他,请他发表感想,他说,不要采访我,这件事上我谈不出新的见解,而应景的话我是不说的。当时他给我讲述这件事的前后经过。他说,刚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时候,胡乔木对巴金在香港报纸发表随笔反思文革很不高兴,就通过上海市委让他出面做工作,换掉巴金的上海市作协主席职务。当时市委第一书记是陈国栋,第二书记是胡立教。他们要王元化提出报告,让钟望阳取代巴金的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元化说,钟望阳是党内同志,要去作协,可以担任作协党组书记。何必换掉巴金?陈国栋说,让巴金下来是乔木的意思。王元化说,你们代表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先提出报告,我不能干。因为王元化坚持了一下,巴金的上海作协主席也就没有换掉。

巴金生于1904年,2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30年代完成小说《家》、《春》、《秋》,成为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1950年出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已有“鲁郭茅巴老曹”之说,可见当时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文革中,巴金饱受凌辱,夫人萧珊含冤去世。打倒四人帮以后,巴金重新出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1978年以后,他应香港《大公报》邀请,开辟专栏,陆续发表了150篇文章,结集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五册,统称《随想录》。反思文革自然成为专栏的主题之一。香港《大公报》是新华社领导下的中资机构,在香港是左派媒体。巴金在上面发表文章,绝无和中央唱反调的意思。当时,中国大陆拨乱反正,从政治上否定文革,文坛也涌现出一大批“伤痕文学”作品。巴金的随笔置身其间,持论并不偏激,可谓真情真话。后来在大陆结集出版,得到史家高度评价。胡乔木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负责人。他主张文学界少写文革,所以对巴金的专栏文章心生反感。然而,他撤换巴金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只是个人意见,并非组织决定。所以王元化软软地顶了一下,便未能实施。

王元化之所以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原因很多。其一是性格使然,他本来就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二,他是因中组部李锐提名,偶然地走上了党政领导岗位。他本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学者,并不留恋头上的乌纱帽。离开官场,回归书斋,不会感到失落。其三,他的年龄与革命资历和市委主要领导差不多,所以可以当面坦率表达真实的想法,无需唯唯诺诺。

那几年,胡乔木与巴金的分歧还不止于此。据巴金传记作者陈丹晨梳理,1981年12月21日,胡乔木接见中国作协理事会部分人员。巴金谈“无为而治”,“爱护作家”,胡乔木谈“有为而治”,实即反驳。胡乔木又写信给巴金,连批评带劝说,希望他放弃“无为而治”的主张。巴金复信说,各自保留己见吧!这两封信至今未公开。1982年,胡乔木召冯牧等人去谈问题,说诺贝尔文学奖如果来征求意见,我们可以推荐艾青,推荐沈从文,但不推荐巴金。1983年,胡乔木对巴金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持不同意见,还是上海市委领导说了公道的、肯定的话才解决的。此外,巴金和胡乔木对西湖周边墓葬问题,写光明与黑暗的问题,西方现代派问题,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当然也要看到,胡乔木对巴金倡议的现代文学馆是大力支持的。他的绝笔,是1992年9月27日祝贺巴金88岁生日的贺信。

1981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病逝。“郭鲁茅巴老曹”,只有巴金和曹禺在世。在1984年举行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巴金高票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曹禺则当选了中国文联主席。巴金和曹禺都不是中共党员,任职主要是荣誉性质。

巴金身居高位,并没有改变初衷,1987年,他发表了《文革博物馆》一文,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的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巴金坚持反思文革,再没有人提出拿掉他的职务。相反,在他生命行程的最后几年,虽已丧失工作能力,仍然继续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直到2005年以101岁高龄去世。中国政坛已经结束终身制,对任职者有了明确的年龄限制,主政者仍然这样破例安排巴金,有不得已的考虑。中国文坛周扬、丁玲两派之争,从三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周扬、丁玲去世之后,仍然难以止息。巴金超脱于两派之外,由他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有利于平衡局面,维护安定,所以即使年迈体衰,也不同意其卸职。这个结局,就不是王元化1980年所能预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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