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经济特区已经被公认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一环。这一步是怎样迈出的？在创意和决策过程中有谁起过什么作用？这都是值得探寻的问题。最近，我读到杨继绳先生的《中国当代名人政要访谈述评集》一书，感到吴南生的相关叙述，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历史的原貌。
现年94岁的吴南生，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兼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在创办特区的过程中，是最重要的历史当事人之一，也是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深圳会见的四个老同志之一。吴南生在2007年10月18、19两日接受杨继绳和肖冬连的采访，详述了他亲历的经济特区决策过程。
吴南生说，创办特区的建议，最早是新加坡商人罗新权提出来的。罗新权是广东省人大副主任罗明的同村侄子，原来是出租车司机，后来做生意发财了。文革期间中国开始海上石油勘探，需要石油勘探船，美国不卖给中国，罗新权帮忙从新加坡转道买了专利。1979年初，吴南生请庄世平等香港老朋友到汕头会面，为大陆摆脱经济困境出主意。吴问“有什么最快的办法”？罗新权说：“你敢不敢搞自由港？这样是最快的。你看香港、新加坡、台湾能够那么快的发展起来，也是靠这个，台湾叫做‘出口加工区’，香港叫自由港。”于是，吴南生在1979年2月21日给广东省委写了一封信，说汕头利用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潜力很大，应当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他回到广州以后，又和卓炯等经济学家一起讨论了办经济特区的想法。
这时，习仲勋到吴南生家，听他谈了这些想法。习仲勋说：“我赞成，明天开会你说吧。”第二天，吴南生在省委会上说：“希望搞一个点，先走一步。如果同意，就把汕头作为试点吧，因为汕头有两个条件，一是汕头对外贸易比较多，二是汕头华侨比较多。”习仲勋说，“要搞都搞，全省都搞。”吴南生说，全省都搞不得了。最后商量，在汕头、深圳、珠海三个地方搞。习仲勋说：“写个报告给中央，4月初中央开会，我带去，当面给中央提出来。”吴南生问，“那是国务院召开的经济会议，你参加干嘛？”习仲勋说：“我还没有做结论呢。”习仲勋原来是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案挨整下台，1978年才恢复工作，出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这只是落实政策的第一步，尚未官复原职。他要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机会，争取为“利用小说反党”的冤案做结论。
1979年4月5日到28日举行了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4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时插话，表示支持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吴南生说，这个会不是邓小平而是华国锋主持的，是华国锋最后同意、赞成了广东的建议。习仲勋回来传达，都是讲的华主席。讲邓小平只是讲过一句话，说：“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看他对改革开放也是很积极的。”
现在通行的说法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对习仲勋、杨尚昆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表示赞同，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吴南生说，有些材料说是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没有那回事。谷牧给小平说：“广东有这样的思想，先走一步，划一个地方出来，搞改革开放，然后全面推开。”小平很赞成。谷牧说：“但是名字定不下来。”邓小平说：“那就叫特区吧！”
《谷牧回忆录》是这样说的：“1979年4月下旬，中央召开专门讨论经济建议的工作会议。广东省委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个设想表示赞同。为此，党中央、国务院责成我帮助广东、福建两省省委、省政府进行研究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提请中央讨论决定。”谷牧于当年5月11日到6月5日率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调查，和包括吴南生在内的两省领导干部讨论，形成了实施的思路。他说：“回京后，我除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了书面报告外，还面报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我向小平同志汇报时，谈到准备划出办区的四块地方，应当如何命名等。我说，国外有的叫‘出口加工区’，有的叫‘自由贸易区’，有的叫‘投资促进区’等等，我们究竟叫什么合适？小平同志很赞成办这类区，并且明确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
谷牧和吴南生都是历史当事人。他们的回忆互相补充，互相印证，可能更为靠谱。
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先后诞生。吴南生作为深圳市第一把手，成为特区建设的一线指挥。特区创办之始，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资金的缺乏，也不是工作条件的艰苦，而是政治上的非议。1982年前后，东南沿海出现走私潮，有人认为经济特区就是走私的通道。为了严厉打击走私，中央把广东、福建两省领导班子召到北京开会，围绕特区的进退存废，当地领导人遇到了空前的压力。而摆脱压力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寻求最高权力的支持。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到了深圳。市委书记梁湘请他做指示。他说：“我现在不说，等回到北京再说。”市委一班人很紧张。邓小平29日到珠海，题写“珠海经济特区好”，并于当晚到广州。消息传到深圳，市委领导人更加焦虑，珠海经济特区好，是不是深圳特区不好？于是赶快派深圳接待办主任张荣想办法。张荣到广州找了杨尚昆、王震，又请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帮忙。2月1日，在广州珠岛宾馆邓小平的住处，把纸铺好了，墨也准备好了。邓小平散步回来，邓榕说，人家是专门赶来的，要请你来题个字，给他们写一个吧。吴南生原来准备的草稿是：“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办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稍微改了一下，写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将落款写为离开深圳的一月二十六日。有了这个题字，总算拿到了“尚方宝剑”。吴南生感慨：“这算是一次成功的公关。”
吴南生认为，说中国的开放改革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哪一个人先提出来的，我不赞成这样说法，应该说，是党内、社会上甚至海外大家共同的要求。他的见地颇有道理。历史的进步，应当是合力推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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