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冷战的硝烟逐渐散去，国际形势日趋缓和，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趋势渐成为潮流。亚洲地区经济活力开始显现，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明显上升。1989年11月5-7日，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和东盟6国在堪培拉召开了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首届部长级会议，宣布成立亚太经济合作会议（1993年6月改名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即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简称APEC）。从此，亚太经济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翻开了新篇章。
牵手在汉城
1991年，APEC峰会在韩国汉城召开。彼时正值冷战结束，中国正欲打破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封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员涵盖了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近80%的出口和93%的进口来自APEC成员，主要贸易伙伴也大多来自APEC。因此加入APEC符合中国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格局的内在要求。1991年10月2日，中国同APEC签署谅解备忘录，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主权国家身份加入APEC，而中国台湾和香港作为地区经济体以“中华台北”和“中国香港”的名称加入。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加入APEC无疑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外交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具体而言，加入APEC对于中国具有以下意义。第一，有利于加强中国与亚太主要经济体的经贸联系，为中国未来参与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提供经济基础；第二，有利于中国积累参与国际经贸谈判的经验，以应付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更为复杂的谈判局面；第三，有助于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提升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冲击的能力。
在成为APEC成员之后，中国一直积极参与APEC框架中各层次的经济合作。例如在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上，中国通过单边自愿行动，不断降低关税水平。在1995年APEC大阪会议上，中国宣布从1996年起大幅降低进口关税税率总水平，并对4000多个税目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取消了170余项进口商品的配额许可证和进口控制措施。到2001年，中国的平均关税由1996年的23%下降到了15.3%，总降幅约为33.4%。
此外，中国也十分重视APEC经济技术合作。1998年，APEC吉隆坡会议通过了中国在1997年温哥华会议所倡议的《走向21世纪的科技产业合作议程》，中国还出资1000万美元成立了产业合作基金。APEC《马尼拉宣言》所提到的人力资源开发、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利用未来技术等优先领域，中国也积极主持和开展相关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特别重点关注了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的合作项目，例如开展以“管理提高教学质量”为主题的调查，召开了APEC—BMN人力资源国际研讨会等。
除以上“硬性措施”外，中国还推动了APEC深化“大家庭精神”、形成APEC经济合作的原则以及“APEC方式”等“软设施”的建设。1993年，中国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第一次参加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便提出了“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彼此开放、共同繁荣”的区域经济合作指导原则，并指出：“我们主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应当是这样一种开放的、灵活的、讲求实际的经济合作论坛和磋商机构，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机制化的经济集团。”在1994年APEC茂物会议上，中国又提出了关于亚太经济合作五项原则。此外，在1996年APEC苏比克会议上，江泽民提出了“APEC方式”，该“APEC方式”在1997年APEC温哥华会议上受到充分肯定。
聚首在上海
2001年10月，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是APEC峰会首次在中国举行。当时，911恐怖袭击创伤美国经济，世界经济增长前景被恐怖主义笼罩，WTO新一轮谈判遭受挫折，APEC“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计划在1998年的吉隆坡会议上宣告失败，区域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APEC“开放的地区主义”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沉着冷静、积极主动地履行东道主的组织和协调职责，确保了APEC上海会议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取得瞩目成就。具体包括：第一，会议达成了《上海共识》，既重申“茂物目标”，又表明要进一步加强对贸易投资单边行动计划的审评和经济技术合作。第二，会议启动了新的经济技术合作计划，并重点关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第三，会议还对启动了新一轮WTO部长级会议谈判表示支持，加强了国际社会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第四，为弥合“数字鸿沟”通过了《数字APEC战略》。第五，联合发布了APEC《反恐声明》，表明全体APEC成员的反恐立场。
APEC上海会议是中国参加APEC活动的第一个里程碑。在此之后，中国以更加积极、更加自信的姿态继续参加和支持APEC的发展。第一，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上，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减让关税水平，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2001年后，中国开始根据加入WTO协议履行减让义务，关税水平从2001年的15.3%下降到2010年的9.8%。2010年，中国对进出口关税税则进行了调整，范围包括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等，从而在开放经济上由主要减让关税深入到减让关税与调整税则的综合优化。第二，中国还在规范海关程序和促进标准一致化等领域开展了合作。中国在与海关程序有关的60项选择清单中采纳了45项，到2010年将交易成本降低5%。此外中国还积极推进国内国际标准接轨，并就APEC的食品安全标准提出了APEC食品安全倡议。第三，在经济技术合作上，中国主持开展项目数量和范围上都有了大幅扩展。从2006年至2013年，中国承办了134个经济技术合作项目。
重逢在北京
2014年11月，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APEC第二次将峰会主办权交给中国。此时的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十三年前举办APEC上海会议时期的中国相比已是脱胎换骨。例如，APEC上海峰会召开之时，中国仍在为加入WTO而努力，获得其他APEC成员的支持是当时中国的重要目标。因此即使是主办方，中国也仅处于“被主导者”地位，希望通过APEC年会的议题讨论寻求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再来看APEC北京峰会召开之际的中国，早已成为WTO成员，并且已经成长为世界最主要的贸易出口和进口国，与APEC成员的经贸关系也更加密切。2013年，中国与APEC成员的贸易额达到26172.56亿美元，而美国同期仅为24792.19亿美元。单从这个指标来看，中国比美国多1380.37亿美元。相比较其他APEC成员，中国与APEC贸易伙伴有更大的贸易权重，自然对APEC议题有了更大的主导权。
在中国政府的不断努力下，APEC北京峰会及相关活动实现了预期目标，被媒体誉为“一次开创性的历史盛会，书写了难忘的历史新篇，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具体而言，APEC北京峰会有五大特色，一是着力破解亚太国际关系和APEC发展的难题。二是培育伙伴精神，建设伙伴关系。三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四是中国发挥了引领作用。五是北京APEC贴近民众，服务民众。此外，APEC北京会议在中国的倡导下取得了诸多实质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第一，通过了《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亚太经合组织成立25周年声明》，后者是APEC的第一份纪念性声明；第二，通过了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同时批准了《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确立了在2025年前实现加强硬件、软件和人员交流互联互通的远景目标；第三，加强了各领域合作，如将实施跨境教育等倡议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反腐败合作项目等。
总的来看，中国参与APEC的历程是中国与亚太经济体不断强化经贸关系的历程，也是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中国经济地位不断得到提升的历程。当前，中国正在向实现“中国梦”的方向前进。APEC北京会议不是终点，反而是一个新的起点。从APEC北京会议出发，中国的“走出去”发展战略将进一步升级，在促进亚太自贸区建设和环太平洋地区“互联互通”局面的形成中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可以相信，在未来中国将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更加积极的方式以及更加灵活的手段，推动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加强亚太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以中国的发展带动亚太的发展。从而让亚太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依托，让亚太与中国共同实现“亚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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