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中国乌镇召开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有人认为以中国为主导的“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互联网时代已经开启。还有人大胆放言，互联网在中国近七亿人口中的推广与应用，将会引发中国的“第五次边缘革命”！
科斯的“边缘革命”
据笔者所知，边缘革命的观点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百岁经济学家科斯在其晚年与助手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中提出来的。
有人说，老科斯晚年写的这本《变革中国》完全可以与亨利基辛格几年前的一部著作《论中国》媲美。我劝持这种说法的人还是慎言为好。就其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近现代以及当代政治权力演变的剖析而言，老科斯还是比基辛格略逊一筹。笔者以为，真正值得一读，并且可以启迪中国人从另一个角度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已的，还是这两个美国人的学术观点。而就其阐述观点的鲜明、简洁、有力而言，老科斯很有特点并颇为老辣。在这方面他的最新也是最后的理论贡献，就应该是他对中国改革开改以来出现巨大变化之原动力的探讨，即“边缘革命”的创造性论点。
科斯认为 ，30多年来，除了中国政府引导的改革之外，中国还存在着另一种形式的改革以及改革的推动力。这种独立的改革形式是由几种可称之为社会“草根”发起的。这种在政府主导之外的由民间“草根”等边缘力量主导运作的、自下而上的改革，科斯将其统统称为“边缘革命”。简单地说，凡由“边缘力量”引发的改革，不为官方所允许或受到主流冷落，但最终结为正果，为社会所接受的，就是“边缘革命”。
科斯所说的中国的四场“边缘革命”，对中年以上的中国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第一场”就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中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场”是包括社队企业在内的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第三场”则是城市个体经济，被京城老百姓半讥讽半羡慕地称为“练摊儿”的私营工商业的顽强崛起。“第四场”所谓的“革命”就是最终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甚至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的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的出现与壮大。
科斯认为，这些在他看来属于边缘力量所推动的改革，对中国的市场化转型起到了根本性的影响，带来的是制度变化与制度创新。他甚至认为，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恰恰表明“边缘力量”终于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脊梁。
不知是出于论述的方便，还是由于对中国实际状况的一知半解引起的偏颇，科斯并没有对他的“边缘革命”给予严格的定义，而是非常笼统地把导致“边缘革命”的所谓“边缘力量”与中国官方认可的改革做了断然切割，甚至认为它们最初并不被主流的改革所允许，直到后来才逐步汇入了主流。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科斯完全是主观臆断和凭空想像。
是“革命”，但不是“边缘革命”
事实上，如果把中国的改革视为革命，那么它就必须具备发生革命的两个最为基本的元素。第一元素是社会的统治者（执政的中共也可视为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管理者即统治者）不能用原来的方式统治下去了；第二个元素就是人民已经不能照原有的方式生存下去了。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改革（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也是革命）就是因为十年“文革”大动乱客观上为尔后的改革准备了这两个元素，所以才出现了上下夹击的局面，才会破旧体制之茧而出，并取得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
农村的土地联产承包制，如果没有上世纪60年代以来，邓子恢、邓小平、田家英、曾希圣等一大批领导人持续不断为之辨护、为之正名；如果没有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例如万里等）因为遭到废黜下放到农村，了解了农民的悲苦生活，唤起了强烈的改革意识，联产承包责任又怎么可能得到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鼎力支持，并迅速推向了全国呢？让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是中国农村改革坚定的指针和方向。很显然，这里完全没有科斯所说的边缘力量与非边缘力量的区别，只有上下同心地真正融合、只有锐意破旧立新的勇气和创造力的联手，只有一个多难的民族向饥饿宣战的伟大实践！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因为目标高度一致，自然也就不存在科斯臆想的什么“边缘革命”了。至于被科斯所冠名的第二、第三、第四次“边缘革命”与我前所记述的第一次“边缘革命”也是大同小异。不是吗？科斯所说的“具有突破性的社队企业”就是老一代中国人所熟悉的乡镇企业。随着乡镇集体企业向私人企业的转变；随着这种消耗大成本高产品质量差的企业向着高效低耗技术含量高的现代企业转变，随着原料供应价格双轨制的消失及销售市场的放开，中国的乡镇企业早已汇入了民营经济的大潮。很显然，这些巨变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大力支持，恐怕连想都不要想、也不敢想！
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的比翼齐飞，不同样是上下同心，其利断金的典型吗？如果没有邓小平、胡耀邦、谷牧、习仲勋、任仲夷、项南这些中共高层国务院主管以及地方大员们的鼎力推进，哪会有今天的局面？！无视中国决策层中健康力量的存在，把中国改革的成就仅仅归功于民间力量，这不仅是一种认知上的偏颇，而且是罔顾事实的荒唐，更是对中国国情和中国政府权力运用的无知臆断。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互联网的热情支持者
就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前夕，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电。在这短短的400字的贺电里，他提出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是世界潮流，世界也因为互联网而成了守望相助的地球村。在互联网揭示的这样的时间与空间中，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地意识到自已与全人类的休戚与共，中国与全世界各国的关系，无论对方是大是小，是富还是穷，也无论相关各方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都生活在一种实际存在的利益共同体之中。
这就说明，除了互联网本身可以形成巨大的服务型的互联网经济外，中国执政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将给具有厚重传统色彩的中国的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冲击，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会在这个时代出现直面世界文明的挑战、选择，以及相互融合中的剧烈“化学”反应。至于由此带来的经济制度、社会管理制度等一系列体制上根本性变化，恐怕都是人们至今难以想象的。
从引起中国新巨变的角度来判断，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推广和广泛应用，的确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但从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互联网的热情支持者和探索者的角度来看，这场革命所依靠的并不是科斯所说的边缘力量，当然也就谈不上第五次“边缘革命”了。
笔者这样说，并不是说中国的改革没有来自官方的的阻力。相反，在过去的30多年中，这种由各种因素构成的阻力、干扰以及困扰，不但始终存在，而且在一定时期一段时间内还曾对改革形成了空前的压力。特别是那种“以革命的名义”、以资本主义威胁、以和平演变的危险来对人们加以恐吓的时候，这种阻力甚至到了有可能逆转改革的程度。但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尽管有这些来自官方的人为的制度的阻力，但都不能抵消在中国的决策层和权力部门中存在的支持改革与推动改革的积极力量。这是社会生产力在国家的上层建筑中的必然反映，说白了，就是公众的呼声渴望与疾苦在官员当中应有的COPY。
习中央掌控国家以来，十分注意发挥中共群众路线这一特殊实政经验的作用，这使权力部门与公众的沟通更为有效，同时也使今天中国改革的主要阻力——既得利益集团受到更大的制约。有了这样的前提，互联网给中国普通人带来的幸福感还会远、还会少吗？互联网引发的社会革命，还能简单地称之为第五次“边缘革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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