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冬，时隔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层再次齐聚福建小镇，召开了一场与85年前同名的古田会议。
这是一次致敬。中共领导的军队已经从一支农民军队，变成了当今世界上最令人望而生畏的武装集团之一，身份也从旧政权的反抗者变成了维护中共领导的支持者。但新古田会议的命题依然和当年一样——他们试图回到出发的地方，重新确认政党和军队的关系。
在新古田会议上，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习近平和所有的新一届军委委员，一群掌握着全球最引人注目军权的高级官员，向他们统帅的200多万员额的全球最庞大军队，做出了新的政治动员——枪杆子必须牢牢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
古田——解放军的政治祠堂
85年前召开的那次古田会议，是在一所耐人寻味的建筑里召开的——古田镇的廖家祠堂，这是一座典型的闽西建筑。
如今中共已经建政多年，在最后一次对外战争——中越边境的炮火熄灭后，解放军和缔造了他的中共一起，经历最近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和近年来多在首都豪华威武的新式大楼里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不同，2014年的这一次，从选址上便透露出非同寻常的意味。作为一个政治地标，古田对于解放军政治工作的象征意义，可以类比于深圳特区之于改革开放。
这里是红军时代的圣地，而当年举办会议的祠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最强调血脉传承、仰望先贤的场所。肩负言传身教，世代传承重任的祠堂，是数千年来中华传统中最强烈的意识形态象征。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选址古田，则再次强化了古田之于解放军的政治隐喻——这里，是中共意识形态工作在军队中的麦加圣地，而这次会议，不止朝圣先贤，更是一次再出发，重回原点，不忘初心，让枪杆子继续牢牢握于中共的手中。
看不见的外敌：向军队国家化说不
在新古田会议开幕的当天，解放军的官方报纸《解放军报》在头版评论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次会议究竟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什么？给我们这支军队带来了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对于85年的中共和红军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也是解读85年后这场新古田会议的钥匙。
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之时，红军的最大敌人是国民党军队。这一年初，红四军主力被迫放弃井冈山，短短半个月间，一败大庾，二败平顶坳，三败崇仙圩，四败圳下村，被逼到绝境。直到在朱德坚持下挺进闽西，才赢得喘气之机。但国民党军的围剿依然是这支初生军队心头上的“夺命追魂刀”。
但更可怕的是，弱小的红军内部却迟迟未能统一思想。红军内部有三个声音，一个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的农民军，经过三湾改编，通过“支部建在连上”，实现了党委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二是朱德领导的国民政府军起义部队，装备精良，管理却延续着从前的党代表制；第三股声音则来自共产国际，三方对于如何处理中共和红军间的关系有着迥异的方式。
在生死存亡的古田会议上，赢得胜利的是毛泽东。他为这支军队做出了选择——必须绝对服从于党委领导，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时间里，党指挥枪成为解放军的“军魂”，在官方的解释中，军队的政治工作核心命题就是“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这一点，在历年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被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申。今年也不例外。在开幕当天的评论里，《解放军报》这样回答自己提出的命题：“我们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在这里定型了。人民军队从此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确立了我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我军政治工作一系列方针、原则和制度。”
85年后的今天，解放军曾经面对的所有强敌，国民党，日本人，打到国门口朝鲜的联合国军，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但围绕政党和军队的关系，却开始浮现出不同的声音，一如85年前的轮回。
改革开放——中国政治精英再一次睁眼看世界的同时，也看见了一个与其历史与现实迥异的世界。在大部分国家，军队的指挥棒在国家政权手中，军队在政党中保持持中，不对任何一个政党效忠，而只宣誓效忠于“国家”。比如美国，军队是由总统指挥的，一切有关军队的出兵、调动等等都是由政府首脑来处置。
在一个打开国门的现代中国，这些思潮毫无疑问也会渗透、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包括军队。在毛泽东时代，军队的非政治化、政治中立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也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各方都是在前进中探索，但21世纪的今天，这种理论已经在许多国家生根，成为所谓“普世价值”的一部分。
这成为开放中国时代，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心头之患。解放军报此前的文章里曾经直斥，军队国家化的概念，是“企图搞乱我们的思想，妄图把我军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
新古田会议毫无疑问地延续了对“军队国家化”思潮的高压态势，试图用一次隆重和历史性的会议，坚定重申党指挥枪的传统，更隆重的形式和应对，表明中共对“军队国家化”的警惕已经提高到新的高度，习近平和他领导的中共对于任何企图将军队脱离中共领导的意图，都关上了大门。
防不住的家贼：不能再出第二个徐才厚
新古田会议召开之前，解放军政工系统最大的新闻，是建国以来都没有先例的巨大丑闻——徐才厚的落马。
对于一场以政治工作为名的军队会议，徐才厚的名字实在是太过于震撼和敏感——在过去这些年间，身为分管军队政治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是解放军政治工作的掌门人。
因此，当媒体爆出查抄徐家的内幕时，给予了外界巨大的震撼——“被查抄的现金居然足足有1吨多重”，在远远超过他职务标准的阜成路2000平方米豪宅里，100多公斤、200多公斤的和田玉，各种名贵的硬木和珍稀的翡翠制品一大堆，“办案人员只得临时叫来十几辆军用卡车才将其全部运走。”
《凤凰周刊》已经不吝于用“国贼”来形容徐才厚的反腐。比他个人令人咋舌的贪腐相比，作为过去十年间把持整个解放军政工系统，手握全军高级干部任免，肩负把握全军政治工作“生命线”重任的军队二号人物，徐才厚对军队政治工作的影响力才真正令人担忧。
仅仅一个个案便可看出其中端倪——对总后前副部长谷俊山贪腐案的调查，迄今近三年仍未能结案，媒体报道认为，其后盾徐才厚的阻挠是其中重要原因。一个贪腐的顶级高官，到底在多少个类似的个案中，利用过其影响力？一个由巨贪领导的军队政工系统，在过去十年间究竟对军队政治工作造成了什么样的恶劣影响？
想来令人胆寒。更不论徐案曝光后，外界对于解放军将有何等揣测和观感。中共在军中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因高级领导干部的个人腐化，遭遇了多么巨大的消解。
新古田会议上，解放军的最高领导层必须直面这样的疑问。因此人们在公开报道的习近平讲话中看到这样严厉的表达：“特别要高度重视和严肃看待徐才厚案件，深刻反思教训，彻底肃清影响。”
外敌易御，家贼难防。除了已经石破天惊的谷俊山和徐才厚案，更多解放军高管被调查的新闻也在2014年流传，在与地方关联密切的省军区系统，已经有多名官员自杀的新闻流传坊间，而海军大院也传出高级将领自杀的传闻，更多的丑闻依然在不断浮现——包括最近媒体报道被调查的北京军区文工团团长刘斌，这位以“咱当兵的人”唱响全军的明星，昔日豪言已成笑谈。
不同于已经被置于舆论放大镜下的地方官员，军队反腐一直依赖于内部劝诫和自成系统的纪检体系。一系列贪腐大案的爆发，令解放军昔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形象大受损伤。
军队内部的反贪先锋——军纪委一度被置于总政治部治下，由总政治部一名副主任兼任书记，其级别和影响力难以对军队高级官员进行监督。何况徐才厚在位列军委委员之前，也曾经担任军纪委一把手，更是加剧了外界对该机构推进军队反腐能力的担忧。
因此被认为吹响改革号角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改革军队纪检监察体制”被提上军队改革的重要日程便显得更加重要。虽然官方仍未证实，但坊间流传的军队改革方案中，将军纪委置于军委直接管辖之下，各界对于解放军反腐“可持续性”的期待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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