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8日，法学家曹思源因病与世长辞，享年68岁。他以催生《企业破产法》闻名于世，人称“曹破产”。
曹思源1946年生于江西景德镇，文革前考入江西省委党校理论部，毕业后到黎明制药厂当工人，1974年调景德镇市委党校当教师。1976初，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他开始撰写《左倾领导路线必须清算》一文，质疑反右派、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反思个人崇拜和全面专政。我在90年代研究民间思想史，曾经将这个文本编入《思想解放的先声》，当时只看到1978年的成稿，便问他有没1976年的初稿，他说没保存下来。这篇文稿改变了曹思源的命运。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招研究生，200多学子报考，他在政治经济学专业只招两人，对考生的要求是先提交论文，再决定复试资格。曹思源的论文被他相中。当时外语是曹思源的软肋。于光远说，曹思源外语考零分我也要录取，成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佳话。1997年我太太邢小群曾采访于老，他还说起80年代初，曹思源外语怎么也过不了关，打死他，他也学不会。他有他的特长，但这是他的特短。于光远当了伯乐，曹思源果然是千里马。其实，曹思源外语的短板也没有阻碍他进行国际交流。他有演说天才，从欧洲到北美，许多重要讲坛都留下了他精彩的演讲。
曹思源读研期间，就思考国有企业没有破产倒闭，失去竞争活力，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包袱的问题。当时，他跑了许多图书馆，才找到一本四川大学出版社1942年出版的法律教程，内有几页介绍1935年颁布，至今还在台湾适用的破产法。1980年12月，他在《财贸经济》丛刊上发表《在竞争中发挥保险公司作用的设想》一文，为倡导破产法破题。1982年研究生院毕业，他分配到中央党校。数月后调入成立不久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踏进中南海大门。这里国情信息多，他发现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比想象的还糟，亏损企业年年需要国家补贴，不少盈利企业也逐渐亏损。长此下去，可能拖跨整个国民经济。
1983年初，国务院将有关科技进步的研究项目交给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中心让曹思源撰写研究报告。他将有关破产法的建议写入其中，得到总理肯定。
1983年夏，《瞭望》周刊向曹思源约稿，让他谈谈提高经济效益。他写出《试论长期亏损企业的破产处理问题》一文。经过几重审批，于1984年发表。编辑出于谨慎，标以“工作研究”，不料被猜测出自高层授意。国内外连锁反应强烈，破产法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
曹思源趁热打铁，上书数十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建议制订企业破产法。未见回音。1984年5月，他向负责立法工作的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打电话问询，回复是：“从来没有个人提出要立什么法，你建议制订破产法，恐怕永远排不上队。”当时立法建议多由相关部委提出，像这样个人提出立法建议，的确没有先例。
曹思源不甘心。当时正召开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他几经联系，找人大代表温元凯，详谈后，温元凯成为破产法的支持者，将立法建议提案提交全国人大。一周后，建议转到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
1984年5月24日起，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先后举行六次座谈会。曹思源受邀参会，决定由他牵头，起草“关于制订企业破产法问题”的请示报告给国务院。
1984年8月13日到10月28日，《企业破产整顿条例（草案）》五易其稿后，以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名义上报。次年1月30日，中心成立《企业破产法》起草小组及其工作小组。曹思源出任起草组成员兼起草工作组组长。为了集中精力推动此事，曹思源申请调到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当时中心领导人马洪挽留他说：“曹思源同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培养的研究生，是学政治经济学的，但是他对其他很多问题有兴趣，他提出要修改宪法，建议恢复设立国家主席职位。当时有些人不理解，说学经济的研究宪法干什么？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跟我们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有什么关系？大家哈哈一笑就过去了。可是后来国家采纳了他的建议，修改宪法时果然就写进了设立国家主席。后来他又建议制定破产法，也有些人曾经表示不理解，说他不务正业，研究经济的人搞什么破产法？但是国务院采纳了他的建议，目前正在起草破产法。最近曹思源同志要求调走，我当然希望他不要调走。但一定要调走也是可以的，因为他觉得在这里不能发挥他的作用嘛。但是我要说一句，像他这样的人才，我们是需要的，今后像他这样提出建议，只要是经认真研究而不是随便想的，也可以由我们中心将这类报告往上送。”
曹思源到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后，三易其稿，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草案）》和《企业破产救济办法（草案）》，提交1986年1月31日国务院99次常务会议讨论。他第一次和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同场议事，并被指定代拟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企业破产法的议案，经总理签发，送全国人大。
在此期间，他还趁到外地出差之便，游说武汉市长吴官正、沈阳市委书记李长春、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等领导干部，进行企业破产试点。
1986年6月16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6次会议，审议企业破产法草案列入议程。讨论中争议很大。有的委员质疑社会主义企业为什么要破产，有的委员认为企业自主权未解决，让企业干部职工承担破产责任不公平，有的委员担心破产后工人能否得到妥善安置。发言的44名常委，赞成者只有9人，质疑者35人。当时虽未表决，但情况表明，下次常委会议可能不再列入议程。曹思源找到9位赞成者之一的经济学家许涤新，请他给胡耀邦写信，陈述支持的理由。胡耀邦批给人大副委员长陈丕显。陈丕显表态：争取在下次常委会上继续讨论。
曹思源又在中国经济出版社火速出版了他写的《谈谈企业破产法》一书，直接寄给各位人大常委会委员，并给他们逐个打电话，解释疑惑。在8月27日举行的第17次人大常委会上，委员们讨论的形势有了变化，赞成者与质疑者都是27人，平分秋色。会议仍未付诸表决，要求破产法搞得更周到，再向人大常委会提出。
曹思源超乎常规的工作方式，引起了单位领导的不快，对他说：“你如果要求调动工作，我可以开绿灯”。此前曹思源已经向总理办公室建议，将破产试点列入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内容之一，交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统抓。1986年9月，他又被调进国家体改委综合改革试点司，专门负责破产工作。曹思源向总理办公室提交了人大常委会两次会议审议情况的汇总，概述了争议焦点，提出了“国务院可以依法颁布破产条例，先干起来”的第二方案。总理赵紫阳批示：“也可以先以条例公布。这个问题再拖下去恐怕不利。改革是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不能等条件完全具备了再施行。”
人大常委会经过权衡，认为还是由人大审议破产法较好。11月召开的第18次人大常委会，第三度审议企业破产法。彭真委员长发言说，企业破产法是促进法，赞成把破产法作为试行法，通过之后先试行，取得经验，将来再修订。1986年12月2日，110位人大常委表决，101票赞成，9票弃权，终于通过了这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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