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天，两起案件的陆续重审吸引了人们眼球：一起是2014年11月20日，呼格吉勒图案进入再审程序；另一起是2014年12月12日，最高法指令山东高院复查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案。这两起案件的主要共同点是，当事人都已作为罪大恶极的罪犯，被处以极刑，但事后都有“真凶”承认，作案其实是自己所为。
如今，前者冤情终于昭雪。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作出再审判决，撤销两级法院的原刑事裁定及刑事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
对于长眠于地下近20年的聂树斌，由于再审程序还在进行，能否证明清白之身，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这起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接掌，并指定异地重审，已说明此案颇具蹊跷之处，而最后的审理结果，终将给疑云万千的民众一个足够信服的回应。
案情逆转应感谢谁？
1996年，不满19岁的呼格吉勒图被处以死刑，宣告了呼和浩特“49”命案的终结。如果不是犯罪嫌疑人赵志红2005年的主动认罪供述，呼格吉勒图家人或许还将在屈辱和忍耐中度完一生。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坚信孩子清白的他们，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过程竟又是9年之久。
虽然经过了法庭再审，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但究竟是谁造成了当年的强奸案，还需要司法机关依法认定。尽管赵志红自认是本案犯罪嫌疑人，从口供等证据来看，也有颇多吻合之处，但未经法定程序，他还不能被认定为此案的罪魁祸首。不过，赵志红自我供述“有罪”，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无疑都是此案得以扭转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呼格吉勒图父母眼中，最值得感谢的，不是司法机关，而是一名记者——内蒙古分社高级记者汤计。他与呼格吉勒图父母素昧平生，为寻找真相和正义，9年来为呼格案再审奔走呼吁。
从2005年11月23日，一篇名为《内蒙古一死刑犯父母呼吁警方尽快澄清十年前冤案》的情况反映开始，5份内参引起高层关注，导致呼市中院对赵志红的一审被暂时“休庭”，诉讼程序进入“僵持”，而不是速判速结，相当于“枪下留人”，也为呼格吉勒图案的重审留下了一丝希望。
尤其是2011年5月5日，他与记者林超撰写的舆情反映《呼格吉勒图冤死案复核6年陷入僵局，网民企盼让真凶早日伏法》，推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首次组成了有5名法官参加的呼格案复查组。2013年年初，内蒙古高院正式复查完呼格案，认定呼格案原审判决证据不足，后上报最高人民法院，为呼格吉勒图案件的再审埋下了伏笔。
更值得庆幸的，还有前所未有的法治氛围。呼格吉勒图案再审前夕，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到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从推进严格司法到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从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到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这些司法改革举措发出了铿锵有力的法治誓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也让尘封多年的冤案得以直面阳光。
与呼格吉勒图案类似，聂树斌案件再审决定的背后，也有诸多“功臣”。当事人父母不屈不挠固然重要，诸多学者和律师的助力也不能忽视。2011年9月11日，贺卫方、何兵等学者和60位律师在石家庄聚会，讨论聂树斌一案并签署呼吁书，要求法院尽快启动再审程序。如此庞大和富有影响力的专业力量，无疑也是推动此案“回炉”的重要因素。
当良知无畏、民心舆情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环境契合时，司法再审已经无法阻挡了。
平冤为何如此艰难？
呼格吉勒图案终于昭雪，但是这条洗冤之路走得并不平坦。
为洗清儿子的冤屈，从2006年5月24日开始，李三仁夫妇进京上访，留下的火车票就有46张。从2007年到2009年，仅最高人民法院给的回条就有18张。9年过去了，他们终于等来了姗姗来迟的正义。
如今回看这起案件，呼格吉勒图被定罪量刑的疑点着实太多。神秘失踪的精液、莫名其妙的“铁证”血样、绝非“供认不讳”的笔供，似乎都印证着此案的蹊跷诡异。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赵志红落网后，主动交代了其1996年犯下的第一起强奸杀人案，就是让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枪决的案件，而对于犯罪地点和作案细节的供述，准确程度令人吃惊。
更匪夷所思的是，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粗疏错漏”。如2006年11月28日，呼和浩特中院审理赵志红系列强奸杀人案。检察机关进行控诉时，竟“意外”遗忘了与呼格案休戚相关的“49”女尸案，原本应指控赵志红奸杀10名女青年，也在公诉书中变为9名。而且，赵志红案自2006年开庭后休庭至今，竟然8年没有再审，早已突破了新旧《刑事诉讼法》的审理时限。
此案为何成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有人将原因归结为惧怕问责。的确，当年办理“49”案的专案组成员，后来几乎都得到了提拔。这个案件一旦被翻转，问责无异于一场政法大地震。
此言绝非空穴来风。接受媒体采访时，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的郝峰透露了一个重要细节。2005年赵志红供述“49”女尸案时，当晚他即安排警力秘密羁押赵志红，并要求所有与该案有关的警官，不管职务多高一律回避。然而，严令之下，当晚仍有原专案组重要成员违反规定，单独提审赵志红。
聂树斌案也是如此，疑点颇多。历经石家庄中院一审判处死刑、河北省高院维持原判并复核，直至被枪决，聂树斌的父母从未收到过一审及二审判决书，直至12年后才通过神秘渠道寄来的一纸判决，明白儿子究竟为何而死。
当这个青年被执行死刑10年后，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抓获了网上通缉逃犯王书金。王某供述其曾经多次强奸、杀人，其中一起就是1994年8月强奸杀害康某，即聂树斌关联案。2005年3月16日，河北省政法委曾承诺，成立联合调查组，1个月拿出结果，然而至今未有结论。
被判处死刑的王书金2007年上诉，将“检察院未诉其强奸杀害康某的罪行，从而导致无辜者聂树斌蒙冤”作为理由。然而，更吊诡的一幕出现了，在2013年6月邯郸市中院的庭审中，河北检方却证明王书金不是“聂树斌案”真凶，而被告人及辩护律师却称这桩犯罪行为正是本方所为，诉辩双方“互换角色”，堪称人类审判史上的“奇葩”。
而且，据王书金案律师透露，二审时河北曾有工作组劝王翻供，也就是不要把此案揽在自己身上。如果事实成立，无疑是违反现行法律的行为，也证明了此案绝非一般。最高法院指定异地再审，既是对原审地的不信任，也是为了取信于公众。
其实，无论是呼格吉勒图案，还是尚未水落石出的聂树斌案，抑或之前的张氏叔侄案、佘祥林案等，“翻盘”过程都颇为艰难，一般耗时都在10年以上。呼格吉勒图案宣告当事人无罪，这是继湖南滕兴善案之后，20年来第二起经司法最终确认无罪的被冤杀者。究竟还有多少人能冲突阻力、成为幸运儿，还是一个未知数。
如何杜绝冤案发生？
正义有时迟到，但不会永远缺席。
12月15日上午，内蒙古院常务副院长赵建平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向呼格吉勒图的父母表达真诚道歉，对错判并被执行死刑深感痛心，希望两位老人多多保重。
家门口前满地的爆竹碎渣，相拥而泣的老人和记者，坟前告慰儿子冤魂的喃喃自语，母亲布满皱纹脸庞的一丝笑容……这份薄薄的再审判决书，对于蒙冤而死的呼格吉勒图及其亲人，意味着他们从今以后终于可以挺起自己的腰板，坦然正视所有人的眼睛。
正义之声已然清晰可闻，但脚步却还未抵达家门口。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既然依照法定程序，确定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冤案，国家赔偿的相关程序便应迅疾启动。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造成死亡的，应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仅此一笔，呼格吉勒图的家人便应得到近百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
而且，按照国家赔偿法，凡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呼格吉勒图案旷日持久、影响深远，在无情剥夺青年生命同时，也彻底扭转了一家人的命运，给他的父母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心灵裂痕，他们理应根据法定程序，在有权获得“登门道歉”的同时，再申请一笔精神损害抚慰金。
救济远不是蒙冤昭雪的全部，还应为此付出代价的，是造成冤案的“黑手”们。从目前透露的侦查办案情况看，警方涉嫌刑讯逼供、变相逼供、非法取证。虽说之前内蒙古公安厅已组成由副厅长张有恩担任领导的调查组，开始依法调查当年所有参与办案的警员，但造成呼格吉勒图无辜殒命的，公安机关仅是其中的区区一环。值得欣慰的是，近期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和高级检察院均已启动追责程序，造成冤案的真相也会随之浮现。
然而，呼格吉勒图案仅是无数冤案的冰山一角。当年的严打风暴中，高层指令如剑在顶，公检法联署办公，在流水线一般的诉讼“车间”中，蒙冤者恐怕绝非孤案个例。现实中，也罕见被追责者。近期，媒体曾梳理了10起引起人们关注的冤案，仅有赵作海案、浙江叔侄案、萧山5青年抢劫杀人案已被追责，安徽于英生案启动追责程序，佘祥林案、李怀亮案、念斌案等均未明确“秋后算账”。
只有对责任的有力倒查和追究，才能找出让呼格吉勒图等蒙冤的“真凶”，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深刻反思，才能修复产生冤案的土壤，才能切实抚慰无辜受害者家人的内心创伤，也才能让更多如呼格吉勒图一样的无辜者，不再因为法律制度和执法者的问题，而失去宝贵的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要求完善纠错问责机制。
但是，冤案发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纠错问责等仅是事后惩戒，欲“釜底抽薪”，预防关口必须前移。只有不断健全法律体系、推进司法改革、张扬法治精神，冤案悲剧才不会一再上演，人们才能真正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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