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内地涨声四起，水价涨，电价涨，燃气涨，公交票价涨……最新的涨声来自于政府连续两次上调燃油税。2014年11月28日，财政部宣布，将汽油消费税提高0.12元/升，柴油消费税提高0.14元/升。2014年12月12日，财政部再次把汽油消费税提高0.28元/升，柴油消费税上调0.16元/升。结果，短短两周内，内地汽油消费税就从过去的1元/升，上涨到1.4元/升，涨幅40%；柴油消费税从0.8元/升上涨到1.1元/升，涨幅37.5%；燃料油、石脑油、润滑油等其他成品油的税率也大幅上升。经测算，这两轮增税能让国家财政每年增收1000亿元以上。换个角度看，这意味着内地消费者的税负每年增加了上千亿元。
增税也罢，涨价也罢，都是打着“价格改革”的旗号，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涨价不是“价改”的本质
涨水价是“阶梯水价改革”，涨电价是“阶梯电价改革”，涨气价是“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涨油价是“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涨公交票价是“票制票价改革”……
涨价的源头往往来自于垄断性国企，但水、电、油、气等的每次涨价都需要经过发改委等多个政府部门批准同意，所以涨价也反映了政府的态度。
涨价的基本逻辑是，商品的价格太低了，甚至比成本还低，供应商供得越多，亏得越多，就没了供应的积极性。价格太低了还会诱发严重的资源浪费。如果正好是高污染商品，还会加重环境污染。所以，应该涨价。价高了，供应商就会有积极性了，老百姓也会省着用了，污染也不会有那么严重了。
逻辑看起来没问题，但实施起来并非如此。比如，“票制票价改革”就暴露了问题。本来，搭乘公交地铁的人越多，开车打车出行的人相应就越少，对环境无疑就越有利。所以，用低票价来吸引更多人乘公交，对减少环境污染很有意义，在雾霾频频围城的现阶段意义更为重大。相反，公交大幅涨价后，必然会影响人们搭乘公交的积极性，并加剧空气污染。
这样的“价改”会让企业的竞争力下降，成为“懒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里，一家企业如果涨价，往往等于把市场份额拱手让人，所以企业不敢轻易涨价。但在内地，水、电、油、气、公交、地铁等都是垄断性行业。由于缺乏竞争对手的制约以及民意的箝制，企业可以恣意涨价，不必担心有什么后果。既然如此，企业自然会追求多涨价，同时他们创业的压力和动力变弱，竞争能力下降。
以石油行业为例，1999年至2013年，国际油价出现了长达15年的高涨周期。期间，美国成百上千的小石油公司在完全竞争的市场里扑腾，结果折腾出页岩油气革命。1999年，美国页岩油产量还几乎为零，2014年已经增长到2.25亿吨，比中国石油产量的总和还多。同期中国的石油巨头们做了什么呢？在国内，他们忙于要政策，包括涨价的政策。在国外，他们拿着在国内赚的钱以及政府的赞助款，去“血拼”项目，常常博得个钱多人傻的名声。15年下来，和美国同行相比，中国石油公司的科技水平、创新能力、竞争能力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明显拉大。
可见，国企如果想要做强，要有生命力，就必须苦练内功，进行深度的管理体制改革。可是，目前最热闹、最顺利的改革却是“价格改革”，管理体制改革只能靠边站。
以天然气改革为例。在内地，人人都说天然气应该改，但应该改什么，却是各怀心思。国人多艳羡美国天然气革命的成功，并看到了美国的成功源于小公司的活力，进而要求政府向美国学习，也推进放松管制，改善行业环境，引入充分竞争，逼迫各公司充分发挥其创造力，最终在内地复制美国的天然气革命。为此，油气行业必须进行深度变革，打破中石油、中石化在天然气勘探开发、运输等各环节的垄断。这样的改革曾看似呼之欲出，但渐渐地，其气息竟趋于微弱。而“天然气价格机制改革”喧宾夺主，霸占了内地天然气改革议程的中心。这样的转变既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还能让石油公司获利，因此为中石油、中石化喜闻乐见。可是，这样的“价改”对治疗企业的顽疾，一点帮助都没有，相反会削弱企业“自我革命”的决心。
程序正义也很重要
公平地说，“价改”并非没有正当性。然而，即便目的是正义的，程序也需要是正义的。目的和程序的正义性都没有问题的政策，才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比如，最近政府两周内连续两次大幅调高燃油税，引用的理由之一是涨价可以让人们少消费，从而有利于环保。环境友好的崇高目的显然无人敢反对。可是，这两次突然增税，暴露出政府对百姓利益的不尊重以及对民意的轻视。
在一个法治国家，征税的决定权在议会，要增税还是减税，都是国之大事，必须首先经过议会的充分讨论。同样是提高燃油税率，自1993年以来，美国的燃油税率一直保持在每加仑18.4美分的低水平，约合每升0.3元人民币。美国行政当局今后如果想提高税率，首先需要得到国会的背书。
我并不认为每升仅三毛钱的低税率一定合理。我想强调的是，即便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增税、涨价也一定要谨慎，程序一定要合理合法，否则增税、涨价的政策会招致民众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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