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数据显示，CPI环比下降0.2%，同比上涨1.4%；PPI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2.7%。其中CPI创2009年11月份以来的新低，PPI值2012年2月以来均为负值，2015年中国通胀下行压力加大。如果宏观财政与货币政策有效结合，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质量改善相呼应，将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有效稳定物价总水平，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注意宏观政策搭配，应对通胀下行压力
一是实行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应对通胀下行压力，货币政策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政策工具。2015年货币政策将在“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总要求下祭出组合拳。
首先是适当下调利率和准备金率，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促进社会投资增长；2014年11月21日，央行两年来首次降息，且采取非对称方式，包括自11月22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4个百分点至5.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75%。至此，2014年已经实行两次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两次定向降息和一次全面降息。2015年货币政策将延续2014年的操作趋势，极有可能继续出台定向甚至全面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货币政策，以及定向甚至全面降低利率水平的政策操作。如果就业形势出现下滑，定向降息、降准的结构化货币政策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发生动摇，全面降准、降息政策出台的概率加大。另外，预计央行将加大公开市场操作的频率，保证流动性总量适度充裕，稳定价格总水平。2015年金融市场改革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的逐步出台，直接或间接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
其次是盘活资金存量。据央行统计，2014年11月份社会融资规模为1.15万亿元。截至2014年11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86.05万亿元，同比增长13.0%；货币供应量M2为121万亿元人民币。市场中的金融资金包括贷款、股票、债权和票据等等规模并不小，但是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对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说。因此如何优化结构，盘活存量成为2015年货币政策的看点。盘活存量资金对稳定价格总水平的正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不易改变市场经济主体的价格波动预期。
二是实行积极而有力度的财政政策。根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财政治理被定义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柱。建设现代财政制度，财政预算改革、地方税收体系构建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财政政策的实施与财政体制改革相辅相成，遥相呼应，对稳增长和稳定物价水平产生积极影响。
首先是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包括适当扩大赤字规模，托经济，稳增长。近五年来，内地的财政赤字平均为9800亿元人民币，2013年赤字水平有所上升，达到12000亿元人民币。根据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FTPL），财政赤字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实践中，预算平衡通过乘数效应对物价水平产生直接的影响。目前内地的财政赤字率较低，财政政策的转圜余地依然较大，可以采取适当扩大赤字率的方式，加强对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支持，加大对公路、铁路、城市公用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大对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的支持。与此同时，要注重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加大一般转移支付的力度，减少地方政府的盲目投资、跟风投资等现象，推动经济实现更加平衡的增长。结构性减税政策继续发挥效应。随着“营改增”政策的推进实施，已经对相关服务业和上下游产业产生显著减税效应。近年来，国家多次出台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根据国税局统计，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末，全国“营改增”已累计减税3276亿元，为小微企业减税371亿元。还应加大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税收调节力度，促进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拉动社会总需求上升。
其次是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近年来，地方融资平台等地方融资工具飞速发展导致地方债务规模不断攀升，已经形成一定的财政风险累积，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财政政策的作用发挥。因此应该更加注重盘活存量的财政资金，这包括：定期清理结余结转资金，消化和压缩结余结转资金规模。加强财政资金管理，盘活各类闲置和沉淀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政府性基金的预算执行进度等。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全面清理财政专户、对预算周转金和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占比设定上限等三项措施。以上措施将推动财政支出实现适度扩张，遏制通胀下行趋势。
再次是要稳定价格预期。根据经济学理论，预期会自我执行导致商品价格波动。消费者预期物价上涨，就会主动消费从而推动物价上行；如果是预期物价下行，就会减少消费从而推动通胀下行。因此应该从以下方面稳定消费者价格预期，一是加强市场价格发布，保持价格透明，减少消费者的判断盲点；二是加强市场引导，促进消费市场供需平衡。
调结构稳增长稳定物价
一是多措并举，促进扩大居民消费水平。要采取多种办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加强最低工资标准执行的监察和加大民生投入的力度，保障社会基本消费需求。想方设法，一方面实现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的高级化，一方面积极创造就业机会，稳定社会就业形势，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其次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大收入分配调整的力度，对高收入群体或者是富人群体，加大税收调整收入分配的力度，并加大对低收入人群保障力度，因为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的收入弹性更高。另外要鼓励新的商业模式和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满足广大消费者的新兴消费需求。适当降低某些商品的进口消费税，促进国内消费，扩大国内商业领域的消费水平。
二是稳定投资水平，撬动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1-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51068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5.8%，增速比1-10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之一。
稳定投资水平与稳定物价总水平相辅相成。目前，中国2013年的城镇化率还只有53.7%的水平，虽然部分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城镇化全面推进依然对基础设施提出巨大融资需求。内地拥有丰富的民间资金，应创新体制机制，为社会资本进入城市公用事业和社会基础设施领域提供便利，可以有效的扩大总需求，拉动社会价格的上行，最终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PPP（公私合营伙伴关系）是可能推动上述过程的一项重要政策，2014年以来得到决策层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公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领域，一批重大项目的上马，将有效拉动社会总需求，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复苏和生产扩张，遏制通胀下行趋势，稳定物价总水平。
三是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要加大产业结构的调整，首当其冲的是加大对产能过剩产业的淘汰力度，加大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产业、“两高一资”企业的淘汰力度；积极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基础设施等战略性新型产业。鼓励企业“走出去”，积极实施“一带一路”等重大发展战略，促进相关国家基础设施的假设，利用中国在发展基础设施方面的成功经验，为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强大的资金、建设、运营服务。带动国内相关产能过剩产业的海外销售力度，带动有竞争力的海外劳务输出企业的海外就业水平。还有要加大地区结构的调整，深入挖掘东北地区和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潜力。使这些地区的民众有钱消费，放心消费。
总之，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配合和经济深层次的结构调整优化，不但将有效应对通胀下行压力，还将为“新常态”期间的中国经济创造更健康的运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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