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标志着在习近平治下的当代中国，已经开始从战略角度来定位中国大国崛起的维度。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解读，不能仅仅聚焦于产能转移、资本外溢等经济因素，而要重视其政治意义、战略意义。因为它不仅意味着中国将在后西方中心时代，创造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且也意味着自东南至西北的欧亚大陆秩序的重新设定。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质不是商路的延伸，而是国家利益边疆、安全边疆的延伸，也正因此，政治环境比经济环境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更为重大。就目前的具体政治形势来看，经营东南比开拓西北更具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在中亚地区的政治风险
首先，从国家战略冲突的角度来看，中亚与东南亚虽然都存在不利因素，但是中亚地区的不可预测因素更大。“一带一路”战略的最大挑战，其实是国与国之间在战略上的冲突。“一带一路”的设计与提出，主要体现着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由此而阐发的国家战略，但是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当中，并不只有中国一国拥有国家战略，不同国家基于其不同诉求，都有其国家战略诉求。
这其中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一带一路”战略与地区大国国家战略的关系问题，中国的国家战略可能会与一带一路上的个别国家甚至是个别大国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兼容、不匹配，甚至是一定程度的紧张与冲突。
最典型的就是一直谋求南亚地区霸权的印度。印度虽然在经济上渴望与中国加强联系，但在地区影响力上却始终视中国为重要对手，这决定了印度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必然表现出复杂的情绪。就中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情况而言，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越南都是具有谋求区域内特殊地位倾向的地区大国。相比较而言，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大国野心基本上已经被东盟的政治框架予以有效的限制，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富裕的国家已经能够通过经济文化等软实力对越、印两国进行有效影响。
通过与东盟的自贸区建设，中国能够从东盟整体入手，从泰、马、新等国入手迂回协调其与越、印两国可能的战略竞争。中亚的情况则迥然不同，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的地区整合模式，仍然是自上而下的整合模式，国家之间主要是基于对共同安全问题的考量而集体协作，这种安全利益的确认与经济利益的确认有极大的不同，它在客观利益之外有很大的部分取决于领导人的个性判断。近几年间，从乌兹别克斯坦与邻国的多次冲突以及哈萨克斯坦与邻国的紧张关系来看，上合组织对于这两个具有光荣传统和强悍个性的地区强国的制约是相对有限的。
其二是“一带一路”战略与地区外大国在本地区的战略诉求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带一路”上许多国家在地缘安全上处于重要地位，属于自古兵家必争之地，美俄等大国都将其重要战略意义投射于此，因此可能会与中国在战略上存在竞争。东南亚长期以来深受美国的影响，也曾是美国冷战时期反华、反共的重要地区，即便在今天美国仍然对其发挥着重要影响，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然而随着东盟自主性的提高，东盟诸国的对华与对美态度已经发生了分化，除了菲律宾仍然坚持敌视中国的国家战略之外，泰、马、新等国家已经逐渐成为对华友善的国家。
东南亚地区有大量的华人华侨，全世界70%的华侨聚居于此，这是天然有利于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因素。即便缅甸政权发生变化，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也将在长时期内整体看好。
相比较而言，中亚问题更为复杂。虽然中俄关系在近几年持续升温，但俄罗斯的地缘安全观念却始终没有改变。俄罗斯的多极主义与中国的多极主义存在根本的不同。中国的多极主义是全球协同治理下的分散模式，它强调合作与互信，而俄罗斯的多极构想则是大国各自割据一块的帝国模式。最典型的就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搞的欧亚联盟，它是闭合性的，实际上是表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要求这些成员安心做俄罗斯的小伙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冒险说明，俄罗斯民族对于势力范围高度敏感，并且极其强硬。这种帝国心态实际上也一定将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成严重的阻碍。事实上在近几年，上海合作组织的自贸区建设也正是由于俄方坚守势力范围的心态而步履艰难。
其三是“一带一路”战略与地区国家间战略竞争之间的关系问题。东南亚地区尽管仍然存在国家间冲突的可能，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东盟诸国之间已经实现了比较稳定的和平。然而中亚地区则情况明显不同，中亚诸国不仅存在着族群冲突，而且在领导人之间也宿怨颇深。吉尔吉斯坦与乌兹别克，乌兹别克与哈萨克之间，都存在着爆发战争的风险。
其次从地区政治稳定性来看，除了缅甸的改革还存在一定变数之外，东亚诸国虽然在其政治过程当中不乏混乱，但已经基本实现了稳定。而中亚地区的政治局势将在近20年间充满变数。中亚几国的强人政治正在逐步变成老人政治，乌兹别克的卡里莫夫76岁，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74岁，塔杰克斯坦的拉赫莫诺夫62岁，都执政20多年，这些国家很快都将面临领导人接班和政治转型的问题。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很可能也将面临来自国内外民主转型的压力，未来的政局是否稳定，政权是何种形态，新一代的领导人对于一带一路是什么态度，都充满了未知。
一带一路战略在东南亚的优势
从经济整合的实际效果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在东南亚地区也比中亚地区更易可行性。一方面，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更侧重于经济、文化的整合而不谋求军事上的霸权。这也意味着，走出去的企业与公民很多时候缺乏国家直接的强力保护，其经济安全与人身安全主要都得通过当地的安全机制予以落实。东南亚诸国虽然在司法环境上存在许多弊病，但是其中央政权对于全国的控制仍然是较为有效的，通过双边或多边的谈判，建立政府间的合作，对于中资企业与人员的基本安全还是可以保障的。
中亚各国的安全情况则要严峻的多。中亚地区一些国家的中央政府长期受困于地方势力、分离主义、极端主义的泥潭之中，难以对全国进行有效地控制与治理，这使得中国政府擅长的政府间谈判所取得的效果非常有限。此外中亚地区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巴基斯坦政府对于北部地区的控制一向非常薄弱，很难切实控制部落势力与塔利班势力。阿富汗的安全局势更是实际上处于恶化的状态。尽管欧美国家一再声称阿富汗已经实现了大选，民主政府已经有效遏制了塔利班的威胁，但实际上这些判断只是为欧美国家逃离阿富汗所找的借口。欧美诸国在阿富汗陷入了当年苏联所陷入的泥潭，他们实际上是狼狈逃离了阿富汗。阿富汗民选政府的力量不仅难易有效遏制塔利班等极端势力，而且在未来几年它的生死存亡还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援助力度。随着几位老强人的迟暮，中亚的未来20年，可能是动荡加剧、地区安全局势继续恶化的20年。这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非常重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中国在中亚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输出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别。中国目前的资本输出，基本上还是以基础建设、基础工程为主，比如铁路、港口、矿山的建设。这种资本输出仍然是建立在中国经济“人力”的因素之上。包括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如华为、中兴等，其海外拓展实际上仍然是以基础线路、硬件的铺设为主。在中亚地区，因为人口稀薄、经济水平相对落后，这种大型基础建设的盈利前景是不明朗的，甚至其收益在很长时间内难以弥补运营的赤字。在这里的经济建设实际将面临投入大、风险大、周期长、收益少的局面。只有国有大中型企业才可能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去做这些不经济的经济行为，中小民企对于该地区的进入难以形成真正的规模。这意味着，中国对该地区的经济整合难以在短期内见效，我们的经济行为是高度政治化的、不接地气的，它不仅难以取得当地社会的切实认同，而且由于国企的非企业特征，甚至可能引起当地民粹势力的警惕与反弹。
反观东南亚地区，虽然在很多国家中仍然存在着排华反华的势力，但是当地的经济、文化条件，已经适宜大量的中小民企进入。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进入能够形成国家大型基础建设与民间资本输出相结合的有力局面。这种经济上的整合相比于中亚地区，是全方面的社会交流，它能够对区域一体化形成自下而上的推动。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必须有重点的，有次序的，中国无论在历史上、文化上还是经济上、政治上，都同该地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相比于挑战重重的西北方向，孔雀东南飞的前景其实更令人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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