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2014年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出现的这句话，被许多媒体提取出来作为标题。
在堪称时政新闻大年的2014年，“团团伙伙”的倒台也是一个关键词。被称为四大老虎的四位副国级以上官员被查处，背后往往牵带出“拉帮结派”的老虎群落。
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和苏荣四位大老虎，因为其为官时主政领域不同，权力触及的角落不一样，因而也展现出四种“团团伙伙”的特征。
“虎王”周永康的山头腐败
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的“巡视清单”，披露了当前存在的“五大突出腐败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山头主义”、“圈子文化”。
如果把周永康的“朋友圈”视作一个山头，那么在处于顶峰的周之下，为其搭台抬轿的地基扎得深不深，无疑决定了周的朋党能够展示出多大的贪腐威力，当然也直接影响周能否在台面上风风光光，在台后气焰嚣张。实际上，能够撑起周永康这座正国级的“山头”，没有几根柱子是不行的。
毋庸置疑，“石油帮”是周永康曾经最坚实的一根柱子。周永康在石油系统深耕数十年，官至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一批石油系统高官、高管都是在他任上得到提拔的。
这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单，其中闻名者，包括升任国资委主任，前任中国石油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的蒋洁敏；中石油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中石油副总经理李华林；中石油副总裁兼大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石油总地质师王道富、总会计师温青山等等。
周永康仕途中的最高职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在此之间又担任过公安部部长，在任期内推行高压维稳政策的周，少不了公安系统的柱子来支撑。以正部级的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被查为标志，与周永康在公安系统的腐败链相关的官员，还有原北京市国安局局长梁克、原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曾任河南省公安厅厅长的武长顺与长期担任湖北省公安厅厅长的吴永文。
周永康被查后，“秘书六人帮”的表述也呼之欲出。他们是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职参谋谈红因、原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原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李华林和原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沈定成。这几位共同的身份，就是当过周永康的秘书。
四川是周永康仕途轨迹的重要转折点，他离开四川后，就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因此，周永康腐败山头的还有一根柱子，就来自四川，以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原副省长郭永祥、原省政协主席李崇禧为代表，四川先后有数十名厅级以上干部落马，另外，长期在四川任职的原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谭力也是周永康四川帮的重要角色。
“军头”徐才厚的隐秘帮派
当前，军队系统的腐败面纱已经被揭开，公众有机会通过媒体公开报道了解到隐藏在军队系统里面的腐败现象。如果没有徐才厚及其军队帮派的被查出，军队反腐的进程恐怕没有那么显著。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是官方公开的徐才厚被查出理由的一项。徐才厚官至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军队的影响力可谓“一人之下”，所以有“职务便利”很好理解，人们好奇的则是徐才厚究竟为什么人提供了职务晋升上的帮助。
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就是徐才厚曾经大力提拔的“红人”。早年，徐才厚任济南军区政委，谷俊山即得到徐才厚的提携。而徐才厚对谷俊山升迁为总后勤部副部长，也发挥了极大作用。据媒体报道，谷俊山在河南濮阳的老家被查抄，各种财物装了整整四卡车。
十八大后落马的军中大老虎还包括成都军区原副司令员杨金山。军中知情人士对其曾有评价：“会喝酒能办事，这样的人自然吃得开。”有些上层军官认为他武断专横，特别是在干部任用上存在不正之风。香港凤凰卫视曾经这么分析说，杨金山能在军中不断提升或许牵扯从徐才厚手中买官；或许杨金山与徐才厚在贪腐方面有深度的联系和勾结。
此外，围绕徐才厚案件，近期落马的军中老虎还包括四川省军区原政委叶万勇、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戴维民，以及军中女将、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戴维民。
徐才厚为什么能够放开手来大肆卖官？《解放军报》的文章给出的解答是这样：“徐才厚就是典型的‘两面人’。他善于表演，擅长伪装，用假面具掩盖自己极其肮脏的灵魂和丑恶的行为，演出了一幕幕丑剧。”此外，民间对军纪委单独设立的呼声实际上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长期以来军队内部出现了反腐败监督的死角，只有加大对军队的监督力度，创造一个透明的军内廉政环境，才能避免徐才厚式的军中大老虎长期不被发现。
破坏纪律的中办原主管
来自《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是这么论述“团团伙伙”的：团团伙伙坏了政治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党员要服从党组织，是党最根本的规矩。团伙则恰恰相反，它割裂了党的一致性，党员干部听命于某小团体。联系到令计划被查处，就离不开习近平对中办工作的几番要求，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同中办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对中办工作提出了“五个坚持”。
习近平提出，要把绝对忠诚作为做好中办工作的首要政治原则——除了坊间盛传许久，如今已经实现“脱敏”的法拉利车祸，令计划为了搞自己的帮派，而放弃了对党中央的忠诚，才是其沦入腐化深渊的实质原因。神秘的政商帮派“西山会”就在这里呼之欲出了。
从十八大以来反腐地图来看，山西“灾害”之重，已经令人咋舌。两年内已经落马的刘铁男、金道铭、令政策、申维辰、陈川平等人，相互之间的交集，也给人莫大想象空间。媒体人罗昌平在其所著《打铁记》中以“大内总管”称呼令计划，并直指令计划是“西山会”名副其实的“党鞭”，“谁手握着那张通往西山饭局的门票，似乎也就坐上了权力晋级的直梯。那种权力膨胀的速度，并不亚于他们故乡——煤都老板的财富迭增”。
西山会的核心人物是令计划，而围绕令计划的核心圈子，不是别人，而是令计划的家人们——家族式腐败并不罕见，但是能够把家族式腐败做到如此极致的，莫过于令计划和他的家人。目前，令计划的兄弟姐妹中唯一保持自由身的，只有他的姐姐令路线，但是她的丈夫、山西运城市副市长王健康也已被调查。
地方团伙的苏荣样本
尽管苏荣落马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是与上述三位大老虎不同，在此之前苏荣基本上在地方任职，在中央任职的两段时间加起来也较上面三位短得多。他的“团团伙伙”基本上来自地方，特别是担任多年省委书记的江西。
仅在2014年上半年，江西省就有三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他们是原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智勇，原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安众和原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而后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潘逸阳被查，也与其在江西的任职有密切联系，他先后担任新余市委书记、省委农工部部长和赣州市委书记。
江西官场更是流传着这样的数字：苏荣被查后，所交代的问题至少牵涉数十名江西现任官员，其中包括大约20名厅级以上干部。
而这其中，还牵涉到类似“黑吃黑”的桥段，苏荣落马被认为与新余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建华受贿案有密切联系。后者因举报苏荣被打击报复，还在法庭上高唱《国际歌》，大喊道：“法院不是苏荣的私家刑庭。”苏荣落马后，江西省高院的法官们认为周建华案的处理非常敏感和棘手，因此都不愿接手此案。不过，到了2014年底，周建华案突然改判，由死缓变为无期——法院提供的依据是：二审认定的受贿数额比一审少17万元。
曾有学者认为，苏荣主政期间，江西官场最大问题就是缺乏政治清明。下级官员通过利益输送，获得上级的提拔，而上级也在提拔下属的过程中，培植自己的势力。最终，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攻守同盟”，而由此产生的站队问题，又不可避免地引发官场内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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