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周永康、令计划等“大老虎”被查、被抓以及他们的涉案隐情被逐渐曝光，坊间舆论除了关注他们的贪腐丑行之外，也愈来愈转向这些“大老虎”另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拉帮结派的非组织活动。中共最权威的纸媒《人民日报》在论及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薄（熙来）苏（荣）问题时，还特别指出，中共绝不允许任何人在党内搞任何形式的非组织活动，坚决反对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一些内地媒体也颇有见地、措辞颇为犀利地称，周永康是“豪门寡头”，令计划是“家族集团”。内地官方媒体把周徐令薄苏的这种搞小圈子的做法称为“封建依附”。并警告有此嗜好者要以他们为戒，立刻收敛收手，否则“总有一天要出事”！
从上述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种早已被批得臭不可闻、被称作“山头主义”的坏东西坏毛病又在中共内部，包括各层级的领导机关中死灰复燃，甚至一度大行其道。
山头主义在中共由来已久
笔者为什么要用“早己臭不可闻”、“死灰复燃”这种过去时的词句呢？因为山头主义早在中共建党建军时期就己经受到过有力地抵制。毛泽东在70多年前的延安整风时也说过“承认山头、消灭山头”。他在历次反对山头主义的讲话与文章中都毫不客气地指出，山头主义就是宗派主义，而宗派主义就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
建国之后，在被后人广为赞许的中共“八大”上，毛泽东在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同时也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从这句生动的话的背后，是否也透露出他对社会上、党内、军队内的山头主义多少有点无奈呢？不管毛本人承认与否，一个不幸的事实是，在中共党内，山头主义，搞团团伙伙的人和类似的非组织活动就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只不过有时明显、有时较为隐蔽罢了。而“文革”后期，一个很大的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党内派别、一个真正的“山头”就偏偏在毛的眼皮底下形成了。毛最初称这个山头是“上海帮”，到后来就干脆称之为“四人帮”！谁能想到，就在四人帮被粉碎的40年后，一个规模、范围绝不亚于四人帮的新的“山头”又森森然地出现了！人们说，习中央粉碎周徐令薄苏这些人搞的山头，具有救党救国救军救民的性质。那反过来也就再一次证明，搞山头主义、搞团团伙伙，不仅会害了这些自以为得意的核心人物，更重要的是山头主义会最终害党坑民误国，甚至葬送一支曾经强大的军队！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山头主义会在中国执政党中长期存在？为什么这个政治癌症的病灶会如此顽固？笔者以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等若干方面加以综合分折，才能求得较为清晰的答案。
山头主义仍存在的三大原因
山头主义的存在首先是因为它有着极其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这个基础不是别的，就是在中国己经存在了数千年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中，人与人最巩固最可靠的社会联系不是别的，而是血缘与地域关系。家族与乡邻的纽带是人与人最可以相互依靠与信赖的纽带。这种观念早已深深地扎根于前资本主义的中国和我们的民族个性意识之中。现代中国人有没有这种观念与意识呢？只要看看遍布全国各地的同乡会、只要想想为什么微信上每天都有那么多的纯属地域排斥式的笑活，你大概就信然了。
山头主义存在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原因就是秘密会社、会党、帮会在中国长期而隐秘地存在。会社、会党、帮会在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朝代始终是令统治者头疼的秘密组织。四川一带的哥老会，冀中冀南地区著名的红枪会，元朝末年活跃江南的大明会，清代西北的“捻子”、晋冀鲁的义和拳，以及洪门、青帮等等……仔细分析这些秘密会社、会党、帮会的最初构成大都为贫穷民众，兴起时机也多为旱涝灾年，都带有一些贫民造反打家劫舍的自保自救性质。会社、会党、帮会后来的发展各异，有的成为统治阶层豢养的鹰犬，有的则逐利而为，成为流氓无产者。孙中山曾多次利用此种人举义反清但均失败。
山头主义存在的第三个很重要的历史原因就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各个封建王朝内部，在属于统治阶级的官僚集团中始终存在一种结帮拉派的权媒政治氛围，即所谓的朋党政治。顾名思义，朋党是指一群人朋比为奸，历史上泛指士大夫结党，结成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抗争统称为党争。欧阳修在《朋党论》中称“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唐文宗帝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之叹。历史上朋党政治的争斗以东汉、中唐、北宋、晚明最为激烈，大都为害数十年之久，乃至于王朝的覆灭。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朋党政治既是导致王朝走向崩溃之因，又是朝纲混乱治理无能之果。从本质上说，是专制制度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激化后的必然。朋党政治、地方山头和民间帮会到了清末和民国初年，则完全混为一体，并终于酿成了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军阀大混战。中国百姓生灵涂炭，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
其实上述三条，既是山头主义顽固存在的三大历史原因，也是它的三大特质。用这三条作为观察事物的参照，来衡量今日之“豪门寡头”式的周永康集团，来对比一下今日之“家族集团”式的令计划集团，我们不是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种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背后，也深深地打着一枚封建主义的印章吗？卡尔.马克思就曾讥讽过这种挥舞着革命与人民旗帜，却实际重拾封建牙慧的骗子。他说，当民众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却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说实话，当中国公众从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管道获悉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薄（熙来）苏（荣）那些擅权敛财纸醉金迷的丑事后，也是“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他们为自己精心设计的各种光辉形象也就很自然地轰然崩塌了。
用法治的力量铲除山头主义
崩塌归崩塌，但衮衮诸公切不可一哄而散。因为如果以为打了几只“虎”就算完事大吉，却不能探寻杜绝此类朋党政治大规模发生的有效办法，中国执政党的四梁八柱恐怕就会有大的危机了。39年前发生的以江青为主的“四人帮”大案几乎让这些窃国篡权蟊贼得逞，39年后又发生了“周徐令薄苏”这样特大的政治经济案件。如若再掉以轻心，不是极其危险吗？因此，笔者以为，要有效地制止这类朋党政治、山头主义的出现，必须治标、治本双管齐下。所谓治标即应首先在执政党内重申与严格执行中共制定的各项组织人事纪律；其次是切实加强党员的民主权利；第三则是通过反腐反贪，堵住甚至是封死这些人之间利益传送的管道。使山头失去财力基础。此乃“治标”之策。
但这显然远远不够，还要在治本上痛下决心。山头主义、朋党政治的依存之本是什么？就是隐藏在人事组织权力背后的封建主义，其核心就是带封建性质的人身依附关系。用一句政治学的词汇，就是“超经济关系”。人们都痛恨封建主义，但殊不知，在中国内地高度集中、并在决策阶段几乎完全封闭的组织人事制度中，却最容易隐藏以血缘地域关系为主的晋升使用干部的潜规则。这里所说的地域、血缘关系仅仅是泛泛而谈。实际上这种关系已泛化为老同事、老同学、老部下、老同乡、老战友、老朋友等等，只要能为我所用，就可结为利益上的金兰之盟，成为事实上的黑白通吃的人身依附关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先生在与李维汉先生认真探讨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曾经郑重其事地提出，要在中共党内认真地批判和清除封建主义流毒。遗憾的是，这一极有预见性的主张在中共党内并未得到广泛的响应。当时中国内地的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应有的理论气氛和研究成果。现在看来，在中国不断批判和清除实际存在的封建主义仍然具有十分现实的作用。那么用什么办法才能遏制这种以人身依附为主要特点的朋党政治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呢？最根本的途径就是用法治的力量坚决地加强、扩大与维护好公众的民主权利。试想，如果每个公民的权利都能得到法律的有力保障，他们还会畏惧强势集团而屈服于超经济束缚吗？还会在各种威胁中形成抱团取暖或寻求保护的弱势心理吗？还会把自已神圣的选票视为废纸，而任由那些貌似忠良的弄臣奸臣为非作歹、视民意民生为草芥吗？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问题上绝非虚言。反腐肃贪需要，反对党内的非组织活动更为需要。
总之，山头主义朋党政治毕竟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遗毒，尽管这些历史的糟粕在现代法治和民主制度尚不完善的中国还有生存空间；在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和社会化大生产运行秩序不完备的情况下还有活动余地；在公民的民主意识、维权意识和监督政府的意识尚较薄弱时还有一些余威，但它终究要最后消失。只不过，这种消失会以历史进步的代价表现出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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